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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這就是在諾貝爾驚奇的眼前出現的一種說法。

對於這種不斷重複、廣為流傳的說法，這裡有必要指出的是，沒有任何根據表明確有其事。數不清的書信宣告，以及這位發明家後來的助手拉格納·索爾曼等人提供的證據，證明這個故事是錯誤的。被這個故事惹怒的諾貝爾，早期就曾在很多場合用典型的、既有禮貌又很堅決的態度駁斥了這一說法。他寫道：“我的確從未在任何場合，注意到硝化甘油偶然漏到矽藻土裡的事，而這種矽藻土竟然裝得那麼多，以至於能夠形成一種塑膠或者甚至於溼潤的材料；這種想象中的事件，一定出自某位把猜測當作事實的人。引起我注意用矽藻土來製造黃色炸藥的原因，是當它乾燥後的膨脹體積，當然經過試驗具有很大的多孔性。因此，黃色炸藥並不是偶然出現的，而是因為從一開始我就看到這種流體炸藥的不利方面，並且著手找尋一種克服這一缺點的方法。”

矽藻土炸藥的發現，既不是突如其來的事，也不是浪漫的偶合，而是象諾貝爾所有的發明一樣，說得更恰當一點，是堅持研究與勤奮勢力的結果。相反的是，黃色炸藥後來在世界上取得異常迅速的勝利進展，卻表現了高度的戲劇成分和善與惡的絕然對比。

這一新產品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興趣。當時在波士頓西部聯盟電報局工作的年輕的托馬斯·阿爾瓦·愛迪生，讀過一八六八年的一份技術雜誌後在日記上寫道：去年，瑞典科學家阿爾弗裡德·諾貝爾曾改進了一種方法，將硝化甘油融合到不起化學變化的物質裡，從而可以比較安全地處理這種爆炸化合物。愛迪生說，他被諾貝爾的黃色炸藥這種奇妙特性“激怒”了，在米爾頓·亞當斯的幫助下，決定去檢驗它。他寫道：“我們試驗過我們認為份量很小的一點，但卻產生了那麼可怕和預想不到的結果，以至於我們都嚇了一跳。這件事對我們的啟示是：我們已經掌握了一隻很大的白象。清晨六點鐘，我便將炸藥裝進一個梅毒藥瓶裡，拴上上根繩子，包在紙裡，讓它輕輕地流進華盛頓街頭州角的一個陰溝裡。”

矽藻土炸藥及諾貝爾後來的改良型號，直接和間接地帶來了一場無法估量的、具有深遠意義與幾乎無限後果的革命。在黃色炸藥進入世界市場之後，從前由於時間和費用而不敢想象的礦業、工業和交通運輸方面的某些極其重要的企業，現在能夠馬上動工了。僅以諾貝爾生前進行的幾項大型工程為例，就有聖戈特哈德鐵路的隧道工程（1872—1882）；紐約東河地獄門的暗礁爆破清除工程（1876年和1885年）；鐵門地段的多瑙河疏浚工程（1890—1896）；以及希臘的二百九十五英尺深約四英里長的科林恩運河開鑿工程（1881—1893）。

可以說阿爾弗裡德·諾貝爾的炸藥，為蒸汽機開創的發展時代，增添了另外一份耀眼的動力。現在，“黃色炸藥”是用硝化甘油作為主要成分的一百多種不同炸藥的總稱。

伊曼紐爾·諾貝爾這位老的開拓者雖然動彈不得，但卻仍然活著，因而有機會看到他畢生夢寐以求的炸藥，已經進入晨曦燦爛的時代。由於他兒子的成功，他能夠理所當然地享受某些勝利果實，特別是在幾年內完全沒有經濟憂慮。他死於一八七二年。在此之前，他們父子倆曾於一八六八年，共同得到瑞典皇家科學院授與的萊特斯德特金質獎章，這種獎章，是專門用來表彰那些“在藝術、文學或科學領域出現的傑出成就，以及那些對人類有實用價值的重要發現”。皇家科學院決定給伊曼紐爾·諾貝爾授獎，是“因為他在一般應用硝化甘油作為炸藥方面的貢獻”；而獎勵阿爾弗裡德·諾貝爾，則是“特別由於黃色炸藥的發明”。

就阿爾弗裡德·諾貝爾這方面來說，他從未忘記硝化甘油在他的發明與成功中是極為重要的因素。他給了硝化甘油的科學發現者阿斯卡尼奧·索卜裡羅以褒獎，讓他在他的瑞士——義大利公司裡，當一名拿高薪的顧問，直到他於一八八八年死時為止。一八七九年，在義大利他的故鄉阿維利亞諾的工廠裡，還為他樹立了一座半身像

第十一章　開發時期

在完成了恢復克魯梅爾工廠、試驗發明矽藻土炸藥這些花費氣力的工作之後，接著而來的是一個發展時期。深信這種產品具有重要的國際前途，諾貝爾堅決地、但卻不是以巨大熱情地把自己投入龐大的企業安排中去；他從經驗中知道得很清楚，這種安排是使新產品進入世界市場的鬥爭中的重要部分。往往不等發明專利權拿到手，矽藻土炸藥的生產就要在工廠裡緊張進行。在瑞典、挪威和芬蘭的硝化甘油公司立即擴大了，以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