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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襯出不可救藥的社會的，也仍然時時露出人性來，這流露，便是於無意中愈顯出俄國人民的偉大。”而他在中國一搜尋，就很不容易見到這樣的人物。可是他並不希望中國出現綏惠略夫這樣改革家。他在《記談話》中說：

然而綏惠略夫臨末的思想卻太可怕。他先是為社會做事，社會倒迫害他，甚至於要殺害他，他於是一變而為向社會復仇了，一切是仇讎，一切都破壞。中國這樣破壞一切的人還不見有，大約也不會有的，我也並不希望其有。

他盼望社會改革，讚美改革，卻不希望出現這樣破壞一切的改革家，只是他的一種最良好的願望吧。

荷戟獨彷徨（1）

1920年共產國際派維經斯基等人來華組建中國共產黨。他得到了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和在上海編輯《新青年》雜誌的陳獨秀的合作。作為共產國際一個支部的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7月成立。陳獨秀、李大釗都成了黨的領導人，《新青年》雜誌也就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刊物。

其實還在這之前，《新青年》這刊物要怎樣辦下去，同人間的意見已經發生了很大分歧。1920年12月16日陳獨秀寫了一信給高一涵和胡適，其中說：

《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弟近來亦不以為然。陳望道君亦主張稍稍改變內容，以後仍以趨重哲學文藝為是。但似此辦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幾期內容稍稍與前不同，京中同人來文太少，也是一個重大原因。

從胡適的覆信中，可以看出同人意見分歧的情況了：

十六夜你給一涵的信，不知何故，到二十七夜才收到。

《新青年》“色彩過於鮮明”，兄言“近亦不以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實，今雖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決趕不上上海同人染濃的手段之神速。現在想來，只有三個辦法：

1�聽《新青年》流為一種有特別色彩之雜誌，而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誌，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間久有此意，因病不能做計畫，故不曾對朋友說。

2�若要《新青年》“改變內容”，非恢復我們“不談政治”的戒約，不能做到。但此時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著，兄似更不便，因為不願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張趁兄離滬的機會，將《新青年》編輯部的事，自九卷一號移到北京來。由北京同人於九卷一號內發表一個新宣言，略根據七卷一號的宣言，而注重學術思想藝文的改造，宣告不談政治。

孟和說，《新青年》既被郵局停寄，何不暫時停辦，此是第三辦法。但此法與“新青年社”的營業似有妨礙，故不如前兩法。

總之，此問題現在確有解決之必要。望兄質直答我，並望原諒我的質直說話。

此信一涵、慰慈見過。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內容。他們對於前兩條辦法，都贊成，以為都可行，餘人我明天通知。適。

撫五看過，說“深表贊同”。適。

此信我另抄一份，寄給上海編輯部。適。

魯迅是1921年1月3日午後收到胡適的這一通知的。他同周作人商量之後，就立即寫了覆信：

寄給獨秀的信，啟孟以為照第二個辦法最好，他現在生病，醫生不許他寫字，所以由我代為宣告。

我的意思是以為三個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辦，便可以用上兩法而第二個辦法更為順當。至於發表新宣言說明不談政治，我卻以為不必，這固然小半在“不願示人以弱”，其實則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無論如何宣言，官場總是頭痛，不會優容的。此後只要學術思想藝文的氣息濃厚起來——我所知道的幾個讀者，極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

陳獨秀對胡適這封信卻是十分惱怒，他對於來信中提出的“發表新宣言宣告不談政治”一點“大生氣”，至於“另辦一雜誌”的考慮，“他以為這個提議是反對他個人”。胡適認為，這是陳獨秀對他的“誤會”，於是在1月22日寫了一信給《新青年》雜誌同人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啟明、撫五、一涵諸位，信中對惹起陳獨秀生氣一事作了這樣的表白：

我並不反對他個人，亦不反對《新青年》。不過我認為今日有一個文學哲學的雜誌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按：當時蘇俄出版的一種宣傳刊物《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故我想另創一個專關學術藝文的雜誌。今獨秀既如此生氣，並且認為反對他個人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