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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他知道魯迅有介紹外國小說的意思，願意幫忙，墊付印刷費，賣了後再行還他。這結果便是那兩冊有名的《域外小說集》，第一冊一千本，墊了一百元，第二冊減少只印了五百冊，又借了五十元，假如沒有這墊款，那小說集是不會得出世的。此書在東京的群益書社寄售，上海總經售處是一家綢緞莊，很是別緻，其實說明了也極平常，因為這鋪子就是蔣家所開的。……民國以後，魯迅在北京的時候，蔣抑卮北來必去拜訪，可見他們的交情一直是很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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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8）

這裡，周作人有一點說得不對。並不是1908年蔣抑卮到東京來治病的時候魯迅才認識他的。從1904年魯迅從仙台寫給他的信中看，他們早就有很深的交情了。周作人寫作這書的時候，這封信還沒有發現，他不知道，所以才弄錯的吧。

介紹外國小說這事，魯迅早就想做的。《新生》雜誌要是真辦起來，這也將是它的一項重要內容吧。出版翻譯的小說集，可得有錢才成。現在這一位富有的朋友出來幫忙，這事很快就辦成了。1909年2月，“會稽周氏兄弟纂譯”的《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出版，6月，又出版了第二冊。兩冊共收小說十六篇。計俄國四人七篇，波蘭一人三篇，波思尼亞一人兩篇，英、美、法和芬蘭各一人一篇。魯迅翻譯了安德烈耶夫的《謾》和《默》，以及迦爾洵的《四日》這三篇俄國作品。其餘十三篇都是周作人譯的。

1920年上海群益書社出版經過增訂的《域外小說集》合訂本，魯迅用周作人的名義給它寫了一篇新序，概述了這書出版的始末：

我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有一種茫漠的希望：以為文藝是可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因為這意見，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紹外國新文學這一件事。但做這事業，一要學問，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資本，五要讀者。第五樣逆料不得，上四樣在我們卻幾乎全無：於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經營，姑且嘗試，這結果便是譯印《域外小說集》。

當初的計畫，是籌辦了連印兩冊的資本，待到賣回本錢，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x冊的。如此繼續下去，積少成多，也可以約略紹介了各國名家的著作了。於是準備清楚，在一九○九年的二月，印出第一冊，到六月間，又印出了第二冊。寄售的地方，是上海和東京。

半年過去了，先在就近的東京寄售處結了賬。計第一冊賣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冊是二十本，以後可再也沒有人買了。那第一冊何以多賣一本呢？就因為有一位極熟的友人，怕寄售處不遵定價，額外需索，所以親去試驗一回，果然劃一不二，就放了心，第二本不再試驗了——但由此看來，足見那二十位讀者，是有出必看，沒有一人中止的，我們至今很感謝。

至於上海，是至今還沒有詳細知道。聽說也不過賣出了二十冊上下，以後再沒有人買了。於是第三冊只好停板，已成的書，便都堆在上海寄售處堆貨的屋子裡。過了四五年，這寄售處不幸被了火，我們的書和紙板，都連同化成灰燼；我們這過去的夢幻似的無用的勞力，在中國也就完全消滅了。

這裡可以補充說明一點：那個去試驗買書的“極熟的友人”是許壽裳。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裡，稱《域外小說集》為《新生》乙編。有了甲編（給《河南》月刊寫稿）和這乙編，當初辦《新生》雜誌的想法可以說是實現了，只不過用了另外的形式，並且推遲了一兩年而已。

後來，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一文中評論說：“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來譯小說。他們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瞭解西文，故他們譯的《域外小說集》比林［紓］譯的小說確是高的多。”

這時，周作人在立教大學還沒有畢業，就已經和羽太信子結了婚，費用不夠了。魯迅為了資助他們，決定回國來做事。正好許壽裳在1909年4月回國擔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教務長，魯迅就託他幫自己求一職業，許即向學堂新任監督沈鈞儒推薦，於是魯迅即於這年8月回國來了。

辛亥革命前後（1）

1909年8月間，魯迅回國，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做生理學和化學教員。他在這學堂工作和生活的情形，當時的同事夏丏尊的《魯迅翁雜憶》一文曾經記述了若干片斷：

那時兩級師範學校有許多功課是聘用日本人為教師的，教師所編的講義要人翻譯一過，上課的時候也要有人在旁邊翻譯。我和周先生在那裡所擔任的就是這翻譯的職務。我擔任教育學科方面的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