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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注目。但是，早些時候的信心已不復存在了。獄卒朗斯·赫姆利希注意到，他“看上去比先前更加愁苦。”

陰鬱的情緒很快便過去了。過了不久，他從皮箱中取出一本新日記本。在扉頁的右上角，他寫道：“座右銘：世界滅亡時，全球都會抽搐，對正義事業的信念卻巍然聳立”在這銘言下方，他寫下了：心胸狹隘和個人憎恨的審判業已結束——今天開始了我的鬥爭。

（）

１９２４年４月１日於蘭茨貝格只有起義者才需要的審判結束了。希特勒雖然贏得了一場宣傳戰，自己卻被拋回牢籠。他知道，他要在那裡服刑４年半。在德國一大部分公眾和西方世界看來，對叛國罪和武裝叛亂罪的判決，已輕到了荒謬的地步。倫敦的《泰晤士報》*？論說：“無論如何，此次審判表明，反對帝國憲法的陰謀，在巴伐利亞並不被認為是個嚴重的罪行。”

（３）在看守監獄的樓上關著兩名希特勒的同志。克里貝爾上校被關在８號牢房，“奧貝蘭聯盟”的領導人、獸醫韋伯則被關在９號牢房。雖然希特勒天天都在抱怨鐵窗，這裡的生活還是過得去的。每天清晨６時，值夜班的獄卒下班，牢房門便可開啟。希特勒穿好衣裳、洗好臉後便在等候（“他非常小心他的牙和嘴。這是因為在戰時他曾中過毒氣的緣故”一小時後，得到信任的犯人便在公共室內為政治犯開早餐——有咖啡和麵包或稀飯。８時，院子和花園開門，允許犯人到那裡去摔跤、打拳或練習雙槓和跳木馬。由於膀子有傷，希特勒”只好充當裁判。”

半小時後，犯人們便沿著又窄又長的花園散步。花園的一旁是監獄大樓，另一旁是一道２０英尺的高牆。希特勒喜歡沿著一條砂石小路散步。他常與他的司機埃密爾·莫里斯一起，在這條砂石小道上來回踱步，口中叨唸著剛寫進日記中的政治理論問題。“有時候”赫姆利希回憶說，“從前參加過沖鋒隊的犯人，一邊走一邊唱黨歌。開始，我們對此未加註意，至少未予反對。後來，站在他們一邊的犯人一同高聲齊唱，影響了周圍的安靜，我們才予以禁止”上午１０時左右，犯人被帶回各自的牢房，然後便分發郵件。民族主義的許多組織和個人崇拜者寄來許許多多的食品包裹。希特勒特別盼望收到罌粟籽做的薄面卷——這是奧地利的一種特產，由國社黨的一群女黨員每星期送來。但是，韋伯醫生回憶說，領袖把烤肉、香腸和火腿送給他的同伴們，特別是囚在一樓的夥伴們，“與他一起住在樓上的是精英分子。不錯，即使在監獄裡也分等級制度。在法律面前他們不平等，成了犯人也不平等。”

快到中午時，政治犯便在公共室內進午餐——通常是盛在一個罐裡。其他人全站在椅子後等待，希特勒一進來，有人便喊一聲“立正！”

希特勒站在桌旁，“其他人挨個前來行桌禮”他們很少討論政治。希特勒通常與人聊的是戲劇、藝術或汽車。午餐後，他們常趁收拾桌子之機抽菸和閒談１５分鐘左右。之後，希特勒便退席回房（在最高的一層樓）或看書看信，或寫日記。下午４時左右是喝茶或喝咖啡的時間，地點還是在公共室。４時４５分，花園門又開了，希特勒或獨自，或與莫里斯一起散步一個多小時。６時，犯人各自在牢房內進晚餐——青魚、香腸或色拉。有需要的還可買半升啤酒或*？萄酒。又運動或活動一小時後，犯人先在公共室內集合，然後才各自回房。晚１０時熄燈。

有時候，希特勒也會改變他的作息制度，一吃完早飯便回房學習或會客。據很快便對希特勒崇拜得五體投地的赫姆利希回憶，他對他的同志們具有巨大的影響力。由於他“具有軍人的紀律性”監內未出現過犯人集體大吵大鬧的情況。

“他能指揮他們，對我們的工作和服務有很大幫助。”

通常，他“很高興”但一旦壞訊息傳來，他便“有點兒沉默寡言和焦急”特別令他不安的是黨內的爭吵不休。納粹黨分裂成兩派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了，而引起分裂的主要原因又是他對他的左右發的指示含混不清。羅森堡已加盟斯特拉塞爾，支援民間集團參加巴伐利亞州的大選。更有意思的是，在魯登道夫的協助下，兩人不但組成了“國家社會主義自由運動”而且還列入了３２人的候選人名單。

巴伐利亞的大選於４月首先舉行，雜牌的民間團體意外獲得了勝利，贏得了１９．１９萬張選票，僅次於“巴伐利亞人民黨”這一勝利使戈林夫婦非常高興。卡琳在奧地利給她父親寫信說：“……它也意味著對我們這些在外國生活的人的赦免。我真不敢相信，我高興極了。這些日子來，我們的處境很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