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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該是壯大黨的組織的時候了。為此，他就得引起厭倦的公眾的注意。“柏林人需要聳人聽聞的東西，就像魚需要水一樣”他寫道，“他們靠此過日子。若不認識這點，任何政治宣傳都是無的放矢。此後，或寫文章，或發表講演，他都儘量迎合柏林人的口味。文章和講稿都寫得乾脆利落，生動活潑。他的衝鋒隊則在街頭找赤色分子尋釁——尤其是在他們有理時。他的理論是“能征服街道者，定能征服群眾；征服了群眾也即征服了國家。”

據房東太太說，凡作講演，他必先在大鏡前練習其姿勢，一練就是幾小時。上臺後，他果然大有長進；不久，他便熟練地掌握了各種各樣的風格，在會議開始前，他總要問清聽講的物件是什麼人。“我該用什麼風格？民族的，社會的，還是感傷的？當然羅囉，這一切我樣樣齊備。”

他常用生動活潑的語言，爭取聽眾。他是個出色的演員，能立即從幽默轉向傷感再轉向謾罵。他常常故意挑動赤色分子，讓他們高聲抗議，從而為其所用。“製造喧譁”一次他說過，“是反抗的一種有效的武器。”

在他看來，宣傳是一種藝術，而他又是掌握這種藝術的高手——他用美國式的招徠術兜售國家社會主義，好像它是世界上最佳貨物似的。

戈培爾在工人住宅區維丁區參戰的方式，是用醒目的大紅字樹起路牌，宣稱“資產階級國家快完蛋了”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１日，他邀請許多工人參加群眾集會。此次大會是在共產黨人常舉行集會的法魯士大廳舉行的。這是公開宣戰。主席剛宣佈大會開始，一位馬克思主義的工人便高聲喊道，議程中有一點希望得到澄清。主席對他置之不理；那人再次重複他的要求時，被衝鋒隊轟了出去。一場鬥爭開始了。８３名赤色分子遭到毒打；１０多名納粹分子受傷。戈培爾此時大顯身手，下令將這些人抬上主席臺，讓他們在那裡呻吟——這樣效果才更好。這一招顯示出戈培爾作為宣傳家的才能。法魯士大廳一戰，使納粹黨的名字上了報紙的頭版。這樣，原來對希特勒及其運動知之甚少的柏林人便明白了，原來城內還有一股新的政治勢力。這宣傳原是誹謗性的。不料，在爾後的幾天內竟有２，６００人申請加入納粹黨，其中５００人還申請加入衝鋒隊。

參加大會的人數一次比一次多。待希特勒出現在克羅飯店時，聽眾人數已達５０００。這次大會是為紀念馬克思主義者的節日“五一”節而舉行的；元首開講時儼然像列寧：“我們是社會主義者，是今天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敵人。他們透過不公平的工資以及用財富和財產的多寡，而不是用責任之大小和功勞之大小，不適宜地評價人的價值的辦法，剝削窮苦百姓。不管在何種條件下，我們決心摧毀這種制度。”

接著他便大談特談所謂生存空間的問題，極力向黨員灌輸這種概念。他說，德國有６２００萬人口，面積卻只有４５萬平方公里，何等擁擠！“若考慮到當今世界上其它國家的面積時，這個數字是何等荒唐可笑。”

解決辦法有兩條：用“驅逐最好的人種出境”的辦法減少人口，或“使領土與人口大小相協調，即使要用戰爭也在所不惜。這是上帝制定的最自然的方法。”

戈培爾原希望赤色分子搗亂，但一切都很平靜，連主要的報紙都未對此次演講作任何報道。為了使黨留在公眾的視線內，３天后，戈培爾在“退伍軍人協會大廳”組織了另一次集會。為此，他提出了一個挑釁性的反猶口號（“苦難的人民！誰會拯救我們呢？雅各布·戈爾德施密特？”

印刷了數千份，在柏林全市張帖。戈爾德旋密特，德國的大銀行家，也被激出席這次大會。他原擬應邀的，但在最後一分鐘董事會勸他不要前往，改由他的私人秘書出席。

戈培爾彬彬有禮，他冷嘲熱諷，令聽眾大為開心。“歡迎！柏林的工人！”

他說“熱烈歡迎雅各布·戈爾德施密特年輕漂亮的私人女秘書前來！請不必把我講的每個字都記錄下來，你的老闆可在明日各報上讀到我的講話。”

接著，他便鄙夷不屑地大談“猶太刊物”和”報界猶太會堂”一位搗亂分子喊道：“你自己也不怎麼樣！”

喊話人是個年長的牧師，他不停地打斷戈培爾的話。戈培爾無奈，只好示意讓衝鋒隊給他治罪。牧師被重打受傷，被抬到醫院。報紙說，受害者是新教的一位“頭髮雪白，受人尊敬的”牧師（其實，他是個酒鬼，被趕下講壇，後來成了納粹黨的一名積極分子）這便激起了公憤，警察局於是下令，宣佈柏林的納粹黨為非法黨。

禁令使戈培爾感到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