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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最重要的肢體是衝鋒隊。在魏瑪代表大會期間又新建了８個支隊，藉以證明衝鋒隊是納粹黨不可分割的部分。與此同時，在元首的直接指揮下，地方和區域的衝鋒隊進行了協調。為了適應他的合法的新政策，希特勒挑選了“天生的組織家”和嚴於律己者弗朗茲·普弗費爾·馮·蘇羅門負責主持這一合法的非軍事性組織的工作。“為了從一開始便使衝鋒隊不具任何秘密組織的性質”希特勒寫信給普弗費爾說：“不應該將它隱藏起來，而應該在光天化日之下游弋，以粉碎它是個秘密組織的種種神話……這樣，我們今天反對政府的鬥爭就不致具有某個社團在採取復仇行動的性質；它是個世界範圍內的偉大運動，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及其結構和幕後操縱者的一場戰爭。我們並不需要一二百名忠心耿耿的密謀者；我們需要的是千千萬萬為我們的世界事業而戰鬥的狂熱的鬥士……我們必須向馬克思主義者表明，街道未來之主人是國家社會主義，就像國社黨某一天終將變成國家的主人一樣。”

衝鋒隊的正式制服是褐衫褐領帶。採用這種顏色純屬偶然；這種制服原是為德國在東非的駐軍縫製的，因未被採用，所以可以大量買到。

１９２６年末，《我的奮鬥》第二卷出版了。本卷的副標題是“國家社會主義運動”是以黨嚮慕尼黑起義提交２５點綱領那天以來的歷史為基礎寫成的。它有點像歷史，而不是自傳。自馬基維利（１４６９—１５２７，義大利政治家和著述家——譯註）以來，關於政治，很少出現過如此實用的論述。而希特勒關於宣傳和組織的觀點，對只具有街頭鬥爭水平的人們來說，是頗有實用價值的。他對群眾心理的分析表明，他是研讀過幾年前在德國出版的弗洛伊德的《集團心理及自我分析》一書的。“集團極易輕信”弗洛伊德寫道，“也易受影響。它缺乏批判能力，對它，未決是不存在的。集團之感覺總是極簡單和被誇大，所以，它不知何謂懷疑，何謂未決。”

威廉·麥克杜戈爾和古斯塔夫·勒·邦也曾表述過類似的原則，但他們的著作尚未譯成德文。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希特勒竟要維也納的一位猶太人指教：演講者如欲左右群眾，他必須“誇張，將同樣的觀點反反覆覆地重複”弗洛伊德也指出，群眾是“偏執的，但服從權威……它對其英雄提出的要求是力量甚至暴力。它要求受人統治和壓迫，要求懼怕它的主人”希特勒從他的同胞那裡取其所需可說是典型的。他把弗洛伊德的理論與他的思想聯絡起來，鑄造出一種可怕的武器。

希特勒的這本書也表明，他已劇烈地改變了其對外政策。戰爭結束時他深信，法國是德國的主要仇敵，在１９２０年７月的一次講演中，他甚至曾說過，一旦猶太人被逐，就與蘇聯結盟。現在，過了６年後，在第二卷的倒數第二章　中，他承認把法國當作主要敵人是錯的，完全反對重新再戰。國社黨的對外政策必須改變，他說，就是說（著重點是他加的）“要在這個地球上為德國人民取得有權得到的土地”幾頁後，他把話說得更加露骨：“我們要繼續６００年前未竟之業，停止德國人無止境的南遷西走，將目光朝上轉移，盯住東方的土地”所謂東方，主要指蘇俄。他攻擊說，蘇俄“在猶太人桎梏下”業已淪陷，命運已把德國挑選出來，征服這塊以猶太人為患的土地。

擴張主義歷來是德國的夢想。１９０６年，克勞斯·瓦格納寫道：“每個偉大的民族都需要新的領土。它必須向外國領土擴張。它必須用刀劍的威力驅逐外國人。”

希特勒的貢獻在於他將此與反猶主義聯絡起來。他說，民族的疆界已不再由皇室決定。今天的情況是，”

冷酷無情的猶太人正為統治各民族而鬥爭。除非使用刀劍，否則，沒有一個民族能將猶太人的黑手從其脖子上除開。”

所以，靠了刀劍，他便能消除猶太人的威脅，消滅法國、俄國和馬克思主義，把德國和日耳曼人的理想推向前列。自從在帕斯瓦爾克醫院裡看見幻影以來，靠其特殊的、無系統的、幾乎具有靈感的方法，經過７年的探索，他終於得出了這個結論。

赫斯帶著這本書去見豪斯霍弗教授，問他是否可在他的刊物上評論一下？豪斯霍弗看了這本書後“頗不高興”尤其是（因為他妻子是猶太人）對希特勒的種族主義的惡罵。他也看不出他的生存空間理論與希特勒的征服東方論有何聯絡。“我那時覺得”他後來回憶道，“它好像是專為盅惑人心而寫的、轉瞬即逝的許多書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