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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拉塞爾或戈培爾。他未犯這種錯誤。也許，是他的直覺告訴他——兩人都對他忠誠，他們只不過是想將他從施特萊徹和埃塞爾之流身邊引開罷了。他來班貝格的目的，並不是要羞辱北方幹部，而是將他們引上正軌。他用左派的語言圓滑地攻擊了左派，然後為矛盾的雙方提出了一個新概念，作為折中。他讓黨跳出政治圈子，將它納入迷信領袖的神話。他說，黨原來的綱領，“是我們的信仰和意識形態的基礎。對它進行篡改，將（意味著）背叛對我們的思想懷著信仰死去的人們。”

換言之，國家社會主義是宗教，希特勒是它的耶穌。在統帥府前被釘上十字架致死、從蘭茨貝格監獄被釋放後得到復活的希特勒，再次崛起，領導黨和國家達到振興的目標。

北方幹部未料到希特勒的演說會如此犀利，都吃驚不小。戈培爾前來班貝格時，原以為可將希特勒誘入左派，現在，他既不贊成他們的立場，也不對此進行辯論。相反，在黨的領袖問題上他只有一種選擇：反對或接受希特勒為元首。希特勒若被否定，那將意味著黨的末日，斯特拉塞爾簡短地、神精緊張地作了回答。他失敗了。戈培爾呢，除喊了幾句口號外，一句話不說，只在日記裡寫道：“我心痛呀！”

希特勒堅信，班貝格的創傷的癒合只是個時間問題，而黨也會變得更加強大、更加團結，於是，他便起程尋找財政援助。２月的最後一天，他獲准在漢堡頗有名氣的“大西洋飯店”的“１９１９年國傢俱樂部”發表講話——因為這不是公開的群眾集會。他的話——表明他在蘭茨貝格學到了很多東西——不是針對狂熱分子，而是針對德國的公民。他放棄了在皇冠馬戲場使用過的風格，以心平氣和的規勸開始演說。他說，德國在大戰中之所以會失敗，原因在於馬克思主義；赤色分子企圖奪取國家政權，現在，他們仍繼續主宰德國的政治。不到一小時，他便贏得了聽眾，他靠的不是感情或煽動術，而是哲理；不是種族主義，而是愛國主義、財富和繁榮。

然而，一談到馬克思主義，他的風格便變得強有力了。“在鬥爭中，總有一方屈服——若不是馬克思主義被廢除，就是我們被廢除。”

他號召舉行群眾運動，無情地對赤色分子進行攻擊。“正如人們只能用解毒劑解毒一樣，這種運動只能依靠人們的拳頭，只能堅決地按照這種辦法行事。勝利只能靠誰的頭殼較硬，誰的決心較大，誰的理想較偉大來決定。”

對上層社會的聽眾而言，這番話雖是一塊難於消化的硬肉，卻博得了“暴風雨般的掌聲”他說，為了取得勝利，這個運動必須像馬克思主義那樣不容分說。“這是毋庸置疑的：我們認識到，若馬克思主義取得勝利，我們便被毀滅，不會有別的結果；但是，若我們取勝，我們便毫不留情地將馬克思主義連根毀滅。若不將其最後一份報紙摧毀，不將其最後一個組織瓦解，不將其最後一個訓練中心關閉，不將最後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改造過來或剷除掉，我們絕不罷休！對於我們，中間道路是絕不存在的！”

這是異常出色的演講。它表明，在奪取國家政權的激烈的合法鬥爭中，希特勒終於在尋找具有最廣泛基礎的支援。他也沒有忘記，儘管召開了班貝格會議，但他並未完全控制住自己的黨。他開始將自己的魅力轉向反對派的兩位首腦——格里戈爾·斯特拉塞爾和戈培爾。３月初，斯特拉塞爾投降了（雖有嚴重的保留）他致函他的追隨者，將其綱領全部收回。

４月，希特勒專程前往慕尼黑，為的是爭取戈培爾。在作了兩天元首的貴客後，戈培爾興奮得晚上睡不著覺。第３天，希特勒領他參觀了黨的總部，然後單獨與他談了３個小時（“妙極了”重新論述了班貝格會議的各個論點。戈培爾聽得津津有味，一步一步轉向希特勒的信仰一邊，最後一舉投降。

我們提出問題。他作了絕妙地回答。我熱愛他。社會問題、相當新的前景，他全考慮出來了……在所有問題上他都使我安下心來。無論在哪一點上，哪一方面，他都是一條漢子。他如此熾烈，堪為我的領袖。我向比我偉大的人物，向政治天才屈服！

他興高采烈地離開了慕尼黑（“再見吧，慕尼黑！我非常愛你！”

不但原諒了他過去的罪過，而且誓作魯爾區的地方長官。

在使斯特拉塞爾和戈培爾歸順後，希特勒再次北上尋求經援和鞏固其在北方左派黨員中的地位。“五一”節那天，他在施威靈在漢堡東面約６０英里的市政廳內向一群秘密前來聽講的熱情的聽眾發表了演講。到下午２時，大廳內已擠滿了來自阿爾託綱、漢堡、不耒梅、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