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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的享樂。另一是正常人角度的，代表人物當然就是勒卡雷，正常人太複雜了善惡永遠在相互討價還價之中，塞不進冷戰那種瑣羅亞斯德＇1＇拜火教創始人，認為世界只有一個真神和一個凶神。——編者注＇1＇式的簡易框架之中，當人不再只是單維度的間諜，而同時也是個人時，冷戰的核心荒謬性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來，順此善惡二分原則所建構成的秩序也骨牌般一個一個倒塌下來。想想，相隔數千裡數百里的素昧平生之人彼此何來深仇大恨？這不是太奇怪了嗎？就算敵對是可能的、習焉不察承繼下來的，又如何能說就是至善至惡之別呢？而既然不是至善至惡之爭，這樣的不惜以死相搏又所為何來呢？當這組小說透過書寫重建起具體的人、具體的實物世界時，光是常識就可以輕易看穿冷戰封閉間諜世界的扭曲和變態，那種自以為一舉一動事關天下人的安危，那種願意拼死阻止世界毀於一旦（不管是遭敵方滲透破壞征服的敗戰形式，抑或大戰引爆萬劫不復的同歸於盡方式）的信念怎麼看都只是幻覺，真正傷害人折磨人的，不是未來式，而是進行式，不必等那個甚至永不發生的終極性毀滅，倒是當下且已持續相當時日的人性和道德扭曲，是人被此種神聖幻覺催眠擺佈的必然又可悲又可笑樣態。也就是說，真正的敵人極可能不是你要殺他他也要殺你那些敵對間諜，他們其實只是你意識形態背反，但處境雷同的相濡以沫可憐蟲，而是整個荒唐間諜世界的構成，它是個太小的囚牢，不僅禁錮人，還把人硬生生扭折成各種可怖的樣態。

勒卡雷　不止是間諜小說的第一人（3）

從同情到背叛

老實說，如果我們跳出冷戰的意識形態泥淖，跳出間諜的封閉世界，純粹從理論思辨的層面來理性地說明間諜世界的荒謬本質並不難，要用道德來質疑它攻擊它那更容易，畢竟，間諜這個古老的行業本來就冒犯了一堆人的基本道德信念，其道德正當性自始至終孱弱不堪。事實上它的存在理由也不靠這個，人們之所以忍受它，最終仍是某種實然的無奈，它是依附在戰爭衝突下一個偷偷摸摸的次等惡棍，偶爾戰爭衝突取得某種神聖正義光環，它雞犬升天般跟著神氣，而人類一天沒辦法根除彼此間的戰爭衝突，我們也就只能看著間諜黴菌在這上頭繼續生存並代代繁衍。

但這不是勒卡雷的方式及其真正價值所在。勒卡雷用的是小說而不是理論；勒卡雷是站進間諜世界之內而不是在外頭指指點點；勒卡雷也不是開啟始就清楚豁脫於冷戰兩造的意識形態之上，事實上，作為一個相當典型的英式知識分子，勒卡雷是有他基本位置的，他大體上仍站在所謂自由民主和歐洲基督教文明這一側，包括像《女鼓手》（The　Little　Drummer　Girl）這部小說，當他把筆鋒轉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時，他還是把回教徒劃到對立的那一面。這樣的基本位置本來會侷限他，但勒卡雷以他的誠實、不受催眠的清醒洞察力和同情心，以及他無與倫比的小說書寫技藝擊敗了這個限制。

也許就像格林講的，人不得已總是有一邊要站的，但如果我們能把基本位置的選定當成開始，而不是完成，超越其實是可能的，而且還會是一種較有真實質地的超越，只因為那種極不舒服的拘限，往往讓你更警覺到自己讓步了什麼省略了什麼，而且你也因此更深刻了解這個基本位置的弱點和漏洞，這通常不是一開始就擺出敵意姿態的門外之人看得到，尤其是感受得到的。

勒卡雷從間諜內部來，不管是《冷戰諜影》那樣令人心痛的冷血成功，或如《鏡子戰爭》（The　Looking　Glass　War）那樣一敗塗地的荒唐，勒卡雷總是同情先於批判，他對自己筆下這些間諜不是開啟始就準備好用一句生冷的話來結論他們打殺他們，而是耐心地、深情款款地進入他們，包括他們間諜任務外的下班時光和家居生活，包括他們的彼此閒談和牢騷，包括他們被擠壓被擱置的情感和其他但凡誰都有的計劃夢想，包括他們內心最深處偶爾冒出來的某個短暫或從此揮之不去的念頭云云。當他們不再只是個名字，是個職稱或代號，而是個完完整整的正常人時，某種被延遲下來的批判、被延遲下來的憤怒和哀傷就蓄滿了情感的風雷出現了——這個憤怒和哀傷由同情轉換而生，用最普遍素樸的人性支撐起來。

也就是說，勒卡雷是同時寫兩部小說的，型別的間諜小說和開放深沉的一般小說，同時創造出兩個世界，間諜世界和正常人的世界。這兩個世界既彼此暴烈衝撞又相互曖昧滲透，機智與無能，偉大與細瑣，忠貞與懷疑，信任與背叛，陌生與熟稔，遙遠但熱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