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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輕易不請人表揚我。我已出版小說十多種，大都由自己寫序，自作多情，自我表揚，自吹自擂，自鳴得意，自己給自己上刑。唯一的例外是我的中篇小說集《局長紅人》。成書前出版人讓我找找王躍文，請他寫幾句話。當時《國畫》出版不久，王躍文正紅得發飆，能逼他寫幾句話，自然求之不得，至少多賣幾本書絕對沒問題，攤到誰還不做夢要笑出聲來？卻又考慮與王躍文也有些交情，請他寫表揚稿，讓他無辜上刑，於心不忍。見我不肯去找王躍文，出版人暴跳如雷，只差沒跟我動手了。好在他們也出過王躍文的書，只好直接去找他。王躍文拉不下面子，咬牙切齒給《局長紅人》作了序，後又將此序收入他的隨筆集《有人騙你》，也不知能騙誰。王序使《局長紅人》熱銷一時，我卻覺得讓王躍文平白受刑，很對不起他老人家的。以後每次碰到王躍文，總是耳熱心跳，內疚不已，好像暗裡給他捅了一刀，刀口至今沒長攏來，還在淌血流膿。後來他調往省作協，害得我連理事會都怕去參加，不敢面對被害人王躍文。

如此畏懼表揚稿，主要是我的死腦筋轉不過彎來，總以為文章白紙黑字，好與不好，讀者一看便知，幹嘛非得有人金口玉牙給你表揚？唐宋八大家，加上我肖某人共九大家，其大著大作就不是誰表揚出來的，是讀者讀出來的。陶淵明似乎從沒有請人表揚的興趣。他一直不太習慣迎來送往那一套，接待水平老提不高，官才做到小小七品縣團級便掛冠而去，長年躲在江州鄉下，扶梨採菊，餵雞放鴨。偶爾寫幾首打油詩，只是覺得好玩，又可消磨時光，並不想流芳百世，也沒有振興中國文學事業的雄心壯志，自然毫無請人寫表揚稿的必要。何況也沒親戚在作協當主席，或在著名大學做文學教授，誰也不會把你的打油詩當回事，更別說弄個什麼魯迅文學獎或茅盾文學獎的，拿諾貝爾文學獎更是痴心妄想，老鼠想吃天鵝肉。當時有個叫鍾嶸的，估計是作協主席或文學研究所所長之類的人物，構思了好久，準備弄部《詩品》，給詩人們搞個排行榜。放話出去，家裡門檻都被人踩爛，惟獨不見老陶上門送書遞紅包，甚至電話都不肯打一個。你陶淵明不就寫了幾首打油詩麼，有什麼了不起的？真是豈有此理。鍾所長嘴巴一撇，僅將陶詩列為中品，視為不入流之作。老陶無所謂得很，反正詩品跟什麼一級作家二級詩人三級槍手一樣，又不跟工資掛鉤，懶得理睬他姓鐘的。誰知東晉以降，特別是到了唐宋，東晉文壇和鍾嶸之類評論家大力表揚，煞有介事推為上品的東西，讀者們全不買帳，卻捧起被他們認為不入流的陶詩，讀得津津有味。想當年老陶若天天帶著紅包禮品，去評論家和作協主席家裡討表揚稿，沒寫幾首像樣的詩作，千年後的我們又知道他老陶同志到底是哪根蔥？

第一輯 領導也是人（14）

正因我這麼害怕表揚稿，才特別佩服某些文壇或別的什麼壇的領袖人物，誰發表了大作，出了大著，只要請他表揚，總是架式一擺，提筆就寫。偶爾讀到過這類表揚稿，發現文中所言，與原作原著根本搭不上界，才意識到領袖們壓根就沒看過人家的大作大著。沒看原大作原大著，竟然也洋洋灑灑，高屋見瓴，寫出那麼有水平的表揚稿，足見領袖們功力之深之狠。領袖人物到底不是吾等笨人，絕對不會自找苦吃，自尋刑受。不吃苦，不受刑，人家受到了表揚，自己拿到了豐厚潤筆費，各取所需，兩全其美，我除了佩服還是佩服，別的就不好多說了。

再說會刑。

不知誰這麼智慧超群，發明了會議這麼個好東西，實在讓人敬佩。從小我就喜歡開會，尤其是聲勢浩大的鬥爭大會。記得每次鬥爭會上，高音喇叭裡總會播放那首聲情並茂的《不忘階級苦》。那是那個時代最最著名的流行歌曲，比起現在的《情人》《雙截棍》、《老鼠愛大米》、《你是我的玫瑰花》來，會唱的人不知多了幾萬倍。旋律也優美得不得了，至今音猶在耳：天上佈滿星，月牙兒亮晶晶，生產隊裡開大會，訴苦把冤伸……歌聲中地主戴著高帽，帽上寫著打了紅叉的地主本人芳名，被隆重推到臺前，跪在磚頭上接受批鬥。批鬥到關鍵處，口號聲浪翻波湧，此起彼伏，什麼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無產階級專政萬歲，一撥高過一撥。小將們和人民群眾喊一聲口號，地主就會應上一聲：我罪該萬死，我遺臭萬年！高帽跟著往前一啄一啄的，滑稽得很。有時用力過猛，帽帶系得不牢，高帽會脫離地主狗頭，掉到高高的臺下，逗得人民群眾哈哈大笑。小將們也會大笑著帶頭高呼：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惡狗地主狗頭落地！

除了鬥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