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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威信大增。與之相比，赫魯曉夫不免黯然失色。

這次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雲集莫斯科，表面上看是二戰結束後社會主義力量的一次盛會，但就中蘇兩個大黨而言，在空前團結的表象之下，卻潛伏著某種危機。第一，蘇聯黨極力鼓吹“和平過渡”，而中國黨則對此大潑冷水；第二，蘇聯黨要千方百計避免戰爭，特別是核戰爭，而中國黨的態度是既要爭取和平但又不要害怕戰爭，即使是核戰爭也用不著怕。正是在這些理論問題上的分歧，為後來的中蘇大論戰埋下了種子。

“完全一致”的背後（1）

中蘇之間“同志加兄弟”的親密關係沒有維持多久就出了問題。“共同艦隊”一事在雙方的心裡都留下了揮之不去的陰影。在赫魯曉夫看來，中國已是尾大不掉，搞自己的一套了。而在毛澤東看來，赫魯曉夫還是想控制中國，使中國成為蘇聯的附庸，這對於毛澤東來說，無論如何也是不能接受的。

莫斯科會議之後，一時間中蘇之間確實保持了“友好合作”關係。1957年12月，中蘇簽訂了新的科學技術協定。1958年4月，兩國簽訂了中蘇通商航海條約和1958年的貨物交換議定書。與此同時，對於蘇聯提出在亞洲建立無核區的主張，中國方面也是積極予以響應。關於蘇聯提出的社會主義陣營建立“盧布區”的設想，也得到了中國領導人的充分肯定。蘇聯發動的對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的批判後，中國方面也積極給予配合，公開發表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者聯盟”。

這一段時間，中國領導人對蘇聯的評價頗高。周恩來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說：現在世界上只有社會主義國家，像蘇聯，才能無代價地（除了紙張費以外）把整個藍圖給我們。凡是它有的一種定型的東西，包括原子、導彈這些東西，都願意給我們，這是最大的信任，最大的互助。1958年5月16日，毛澤東在第二機械工業部黨組一份關於同蘇聯專家關係的報告所寫的批示中說：“蘇聯專家都是好同志，有理總是講得通的。不講理，或者講得不高明，因而雙方隔閡不通，責任在我們方面。就共產主義者隊伍來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一定要把蘇聯同志，看作自己人。”

可是，中蘇之間這種“同志加兄弟”的親密關係，沒有維持多久就出問題了。

1958年4月18日；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元帥致函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說，為了便於指揮蘇聯在太平洋地區活動的潛艇，迫切希望在1958年至1962年間，由中國和蘇聯共同建設一座大功率的長波發報無線電中心和一座遠端通訊的特種收報無線電中心（即長波電臺）。信中還具體提出：建成長波電臺所需要的費用約為億盧布，由蘇聯出7千萬盧布，中國出4千萬盧布。

蘇聯方面為什麼要提這項要求，據赫魯曉夫後來說，主要是為了便於蘇聯能同在太平洋活動的潛艇艦隊保持通訊聯絡。在赫魯曉夫看來，這個想法對蘇聯和中國都是有利的，他在回憶錄中說：“我們和中國人畢竟有保衛社會主義國家、反對帝國主義的共同目標”。而且蘇聯領導人覺得，既然在此前蘇方已答應幫助中國建造潛艇，且已把設計圖紙給了中方，還派出了專家幫助中方選擇製造潛艇的地址，因此，“當我們提出要在他們領土上建立無線電臺的時候，我們滿以為中國人是會給予合作的”。②在赫魯曉夫看來，既然中國有求於蘇聯，所以也一定會滿足蘇聯的要求。

然而，赫魯曉夫卻把情況估計錯了。“自建國以來，中共中央始終認為，對外貿易，可以互通有無，也可以貸款或者援助，但不可以讓外資介入，無論投資也好，合股也好，只要所有權有一點不在自己手裡，都是有損國家主權的行為。為此，新中國成立伊始就很快將一切外資公司和企業統統搞掉了，並且對在蘇方要求下組建的四個合營公司也想方設法廢止了事，對斯大林提議的蘇聯出資建立菠蘿罐頭加工廠和橡膠種植園之類的建議，也是極端反感，一概拒絕。”③在毛澤東看來，蘇聯在中國建立長波電臺，實際上侵犯了中國的主權，並有控制中國的企圖，當然不能答應。

“完全一致”的背後（2）

4月24日，毛澤東指示有關部門作如下答覆：中國同意建設該項設施，但費用全部由中國負擔，所有權歸中國。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在5月10日召開的第152次軍委會議上，彭德懷提出，長波電臺不要合辦，應由中國自己出錢辦，平時可向蘇聯提供情報，戰時蘇方也可派人來，總之不要讓外國人在中國搞軍事基地，這樣影響不好。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