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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屍體被堆起來當作路障。

這些描述駭人聽聞，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在拉德克利夫的新生入學教育課上，我曾聽過有關校園強姦案的講座，起初我對此簡直不敢相信。在我來美國之前，還從來沒有聽說過強姦。但既然有這種潛在的危險存在，我四年中從來不敢一個人晚上外出。當時聽了講座，我感到在哈佛校園發生強姦案是有可能的。而現在說在東孟加拉發生種種暴行卻讓我無法相信。從我們的官方新聞裡，我覺得祖國是安全的，西方報刊在歪曲事實，是反對###國家的“猶太復國主義陰謀”。

我的哈佛同學卻很難被說服。“你們的軍隊太殘忍了，”他們都這樣譴責說，“你們在屠殺孟加拉人。”“我們沒有殺孟加拉人，”我會立即反駁，臉色鐵青，“難道報紙上說什麼你們就信什麼嗎？”每個人都在反對西巴基斯坦，甚至包括那些年初和我一起為東巴遭受風災而挨家挨戶募捐的人。各種各樣的指責越來越多：“你們是法西斯獨裁者。”我本來就不想保持緘默，特別是當我得知印度正在訓練成千上萬的孟加拉難民搞游擊戰並又偷偷地把他們送回東巴，我怒不可遏。“我們在反擊印度策動的叛亂，”我據理力爭，“我們在為維護國家統一而進行戰鬥，就像你們在南北戰爭中一樣。”

我還是躲避不了譴責，即便是毫無依據的譴責。“巴基斯坦剝奪了孟加拉人的自決權。”沃爾澤教授大叫大嚷，那是在我們三年級的一次公共講座上，題目是“戰爭與道義”。我聽了義憤填膺，拍案而起，在200多名學生面前一下子站了起來，發表了生平第一次政治演講。“這是完全錯誤的，教授，”我糾正他，聲音顫抖，“孟加拉人民在1947年就已經行使了自決權，他們已經選擇了巴基斯坦。”大家都大吃一驚，講座大廳裡鴉雀無聲。我的觀點從歷史角度看是完全正確的。然而，隨著孟加拉國的建立，我一廂情願的幻想破滅了。

從那之後，我曾無數次請求真主寬恕我的無知。彼時彼刻，我竟不知道巴基斯坦的民主統治已經被粗暴地破壞了。人口占多數的東巴實際上已經被人口占少數的西巴淪為殖民地。東巴出口收入的310多億盧比中，西巴拿走大部分為自己修建公路、學校、大學和醫院，而拿來用於發展東巴的資金寥寥無幾。軍隊是我們這個貧窮國家的最大“用人單位”，而其中90％計程車兵來自西巴。政府部門中80％的工作崗位被西巴人佔據。聯邦中央政府曾宣佈烏爾都語為國語，但東巴的國人很少懂烏爾都語，這就更加阻礙了孟加拉人獲得公職和接受教育的機會。難怪他們感到被排斥和受剝削。

在哈佛讀書時，我年少幼稚，沒想到巴基斯坦軍隊也會像其他軍隊一樣，一旦虎入羊群，不受控制，就會對平民百姓犯下種種暴行。這同美軍1968年在越南的美萊殘忍地屠殺無辜平民一模一樣，同後來齊亞派軍隊對我家鄉信德進行殘酷鎮壓也毫無二致。軍隊一旦失去控制，就會給平民帶來災難，他們把平民當作“敵人”，對他們進行射殺、搶劫、強姦。然而，在那個恐怖的1971年春天，我仍抱著兒時的印象，把軍隊想象成1965年對印戰爭中的英雄。後來這種印象慢慢痛苦地消失。

3　阿爾—穆爾塔扎的沉思：初嘗民主（5）

“巴基斯坦正在經歷一場痛苦的磨難。”父親在給我的一封長信中這樣寫道。這封信後來被編成一本書出版了，書名叫《莫大的悲劇》。“巴基斯坦人屠殺巴基斯坦人的惡夢還沒有結束，鮮血仍在橫流。印度的侵略性干預，使形勢變得更加複雜。如果我們能度過今天這場難關，巴基斯坦將找到存在的意義，並且永遠地存在下去，否則，災難性的變亂將導致毀滅。”

災難性的變亂在1971年12月3日早晨到來了。“不！”我扔掉手中的報紙，在艾略特大樓的樓廳裡哭喊起來。印度以維持秩序和阻止難民潮湧入境內為藉口，派兵入侵東巴基斯坦，同時攻打西巴基斯坦。先進的蘇制導彈擊沉了我們停泊在卡拉奇港的戰艦，印軍飛機對卡拉奇的重要設施狂轟濫炸。我們的武器非常落後，連反擊的能力都沒有。國家處於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

薩米婭從卡拉奇給我寫信：

你不在這兒真是幸運。每天晚上都有空襲，我們不得不在窗戶上貼上黑紙遮擋亮光。學校和大學都關閉了，我們整天擔驚受怕，抑鬱發愁。與以往一樣，報紙上什麼也不說。直到有人敲我們的門，呼喊：‘打仗了，打仗了！’，我們才知道印度已經入侵東巴。早上7點的新聞說我們勝利了，但是英國廣播公司卻報道說，我們已經被擊潰。英國廣播公司還報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