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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監獄釋放出來。我們回到了在卡拉奇的家——克里夫頓70號。

一切還是原樣，但又都不一樣。刻著“佐勒菲卡爾？阿里？布托律師”的銅製名匾依然掛在克里夫頓70號大門一側。在這塊銅牌的上方是另一塊銅匾，因年代久遠而退色，上面刻有祖父的名字“沙？納瓦茲？布托爵士”。1953年我出生後沒多久，祖母建造了這座兩層平頂小樓。我和弟弟妹妹都是在這裡長大的，因為距離阿拉伯海只有四分之一英里，清涼的海風不時地吹來。誰會預想到悲劇和暴力竟會降臨到這個平靜的院落？

每天都有數百名悲痛的悼念群眾聚集在花園裡。園子裡的椰子樹、芒果樹，還有開著紅、黃花朵的樹木反襯出卡拉奇的光禿荒涼。還有更多的人在大門外耐心地等待，準備向領袖的家人表示慰問。母親還在守喪，不能接待外人，讓我替她招呼來弔唁的人們。

家中的一切是那麼熟悉，讓我們的噩夢更加恍惚。家人說，父親遇害的頭兩天晚上，軍隊再次突擊搜查了克里夫頓70號，連房頂和花園都不放過。他們開啟了母親的保險箱，把父親櫃櫥裡的衣服翻了個遍。“你們有搜查令嗎？”一個家人問道，他還停留在軍管前的法制觀念下。“我們是搜查隊的，還要什麼搜查令。”一個軍官答道。他們折騰了10個多小時，弄得家裡一片狼藉。他們還從我的臥室抄走了多封私人信件和兩個黑色手提箱，裡面裝有銀行支票，作廢的支票還有我整理的用於駁斥當局誣陷父親的證據。

“你們這裡有秘密的櫃子和檔案，把它們交出來！”軍官們向家人喝令。家人們回答說沒有，就遭到野蠻毆打。在搜查時，家裡的僕人都被鎖在接待室裡。清晨，來送牛奶的人被關了進去，接著送報紙的也被關了進去。後來軍人們氣急敗壞，“在這張紙上簽字！”一名軍官對一個家人吼道，但遭到拒絕。“你看到你們主人的下場了！”軍官威脅道，“你要是不籤，想想會有什麼後果！”那個家人嚇壞了，只好簽了字。

就在搜查毫無結果時，一輛卡車轟隆隆地駛進院門，士兵們從車上卸下一塊紅地毯，又卸下很多檔案，擺在地毯上，然後叫來媒體拍攝這些針對父親的新“證據”。很多人認為，當局正在企圖給父親捏造一個新的罪狀，因為最高法院已經一致建議把死刑減緩為終身監禁。搜查隊直到傍晚才離開，他們帶走了所謂的“證據”，還搶走了我們的許多私人財產，其中包括父親收藏的古代地圖。

一回到克里夫頓70號，我就準備去老家拉卡納給父親上墳。當局得知我的計劃後，就取消了既定航班，於是我改乘火車。每一站都擠滿了前來看我的群眾。沒有車站的地方，人們就躺在鐵軌上，迫使火車停下來。“報仇！報仇！”群眾大聲呼叫。“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在大選中擊敗齊亞！”我對群眾們說。看到有這麼多人支援，我倍受鼓舞。雖然當局聲稱“布托的力量連同人民黨的力量已被埋入墳墓”，然而這汪洋大海似的人群是最有力的明證。

再回到卡拉奇，我便忙著會見人民黨的領導人和黨的支持者，10分鐘見一批，從早上9點一直到晚上9點。每隔幾小時，我還到院子裡接待來弔唁的群眾。他們一看到我和已經過了守喪期的母親，眼睛一下子亮了起來，沒有想到我們母女倆還能從囚禁的折磨中，從父親遇害的悲痛中堅強地挺過來。他們看到我們出現在眼前，似乎立即充滿了新的希望。一批人群走出院門，另一批又緊接著進來。

夜裡，我就埋頭於組織、政策性事務，處理控訴及政治拘捕的問題，並整理一些摘要給母親看。我感到如果沒有三位朋友的幫助，我是不會，大概也不可能處理好這麼多的工作。她們是我的校友薩米婭和曾為反對父親死刑而奔走呼號的兩位年輕女士阿米娜和婭斯敏。西方媒體把薩米亞和婭斯敏稱為“查理的天使”，而我確信，就算真正的“查理的天使”在這樣大的工作量下也會不堪重負。一天晚上，我抱著一份報告睡著了，第二天晚上我就把牙刷、牙膏都拿到書房裡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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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囚禁在家（2）

齊亞在下令殺害我父親之前，為了安撫民眾，再次許諾要舉行選舉，把國家從軍事獨裁恢復為文人政府。但他會坐視人民黨贏得選舉嗎？他曾經公然宣稱，“既然剝奪了某些人的權利，就不會再送還給他們，”只有當選舉有“積極結果”時，他才能接受。

齊亞之前就曾陷入過這樣的困境。1977年他推翻父親後宣佈要舉行大選，當他看到人民黨即將在大選中獲勝，又取消了大選，並且逮捕了政黨的所有領導人。這次齊亞又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