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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平柳州、融縣諸蠻”而升任廣西都指揮使，1394年“討全州、灌陽諸瑤，斬千四百餘人”，翌年“捕擒宜山諸縣蠻，斬其偽王及萬戶以下二千八百餘人”，因此晉升至徵南將軍。他在洪武年間的最大“戰績”是在1395年“移兵徵南丹、奉議及都康、向武、富勞、上林、思恩、都亮諸蠻，先後斬獲萬餘級”，這個“戰功”使他在1396年晉位都督同知。

按現代醫學觀念，韓觀肯定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他太過嗜殺，而且所殺之人並不拘泥於少數民族，尤其是酒醉之後。有一次，慶遠的諸生們去看望他，這本是一種禮節性的訪問，他卻一口咬定對方是“賊覘我也”，竟全部殺害。而他對待造反者的政策為“得賊必處以極刑。間縱一二，使歸告諸蠻，諸蠻膽落。由是境內得安”。也就是說，凡是被他所捕獲的少數民族俘虜，除了留下一、兩個活口之外全都難逃一死。韓觀之所以會將少數活口放回，是為了讓倖存者將自己親眼目睹的殘忍殺戮向部落內廣為傳播，造成心理恐懼感。

後來，韓觀“嗜殺”的名聲終於傳入朱元璋的耳中。朱元璋本人是中國歷史上排名遠遠超過韓觀的大殺人狂，但他愛殺大臣（包括大臣的親戚），不愛殺百姓，因此對韓觀的“嗜殺”並不欣賞，於是親自下旨告誡韓觀：“蠻民易叛難服，殺愈多愈不治。卿往鎮，務綏懷之，毋專殺戮”。大約是有了這樣的命令，之後韓觀的屠殺行為大為收斂。

朱棣登基後，先是令韓觀練兵江西，節制廣東、福建。不久理定諸縣叛亂，於是朱棣任命韓觀為徵南將軍，鎮廣西。

朱棣任命韓觀為徵南將軍，本意並不是欣賞他的嗜殺，而是考慮到韓觀的名聲在廣西苗、瑤、壯等土民當中有著“止幼兒啼哭”的效果，對穩定廣西局面能夠起很大作用。可惜韓觀多半是會意錯了，看到新皇登基後很快就啟用他為徵南將軍，喜不自禁。為報聖恩，韓觀便再次大開殺戒了。

根據歷史記載，有明一朝中央和少數民族的關係總體而言還算不錯。

北方，不論是邊外羈縻衛所的首領軍士，還是腹地的韃官韃軍，大都忠於明朝併為之效力。那些蒙古人對明朝授予的封號官爵十分重視，把它看作是極高的榮譽和統轄本部屬的依據。他們將朝廷頒發的璽印誥命輾轉相傳，世世寶之。直到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蒙古土爾扈特部掙脫俄國的羈絆重歸祖國時，仍保有“伊祖所受明永樂八年漢篆敕封玉印一顆”，並將其獻給清政府。事實上，不少蒙古部落直到明朝大廈將傾才完全倒向滿人。

四川的白桿兵為了保衛中央政權更是盡心盡力。按道理說，努爾哈赤的“七大恨”和四川的“白稈兵”根本就扯不上關係，後金軍對遼東等地燒殺搶掠也沒礙著遠在四川忠州的土兵什麼事。然而歸化苗人女宣撫司秦良玉以“國家有難，理當挺身而出”為由，派遣兄長秦邦屏率3000“白桿兵”勇赴遼東戰場。天啟元年三月，秦邦屏和千餘“白桿兵”在渾河邊上戰死，由此獲得了“遼左用兵以來第一血戰”的褒譽。得到兄長戰死的訊息後，秦良玉不僅沒有膽怯退縮，反而毫不猶豫親率第二批“白桿兵”3000人再次北上赴援。秦良玉受命鎮守山海關時，在她守關期間，後金軍未能逾山海關一步。

當然，明朝中央與地方少數民族的關係倒也沒有達到如膠似漆的程度。整個明朝期間，少數民族叛亂騷擾的事情不曾斷絕。但考慮到封建社會中漢族農民起義造反也屢見不鮮，僅《太祖洪武實錄》記載，洪武一朝的農民起義就達一百八十餘次之多。因此，地方上少數民族偶爾的叛亂暴動也完全屬於正常範疇。

明朝中央對地方少數民族的政策並不嚴苛——相反，很多時候明朝中央對少數民族比漢人明顯更優待一些。只不過，中央的政策再好也需要地方官員來執行。拿西南一帶來說，那裡太過窮鄉僻壤，沒有一點兒油水還事多任繁，官員們都不願意去那些地方上任。朱元璋當政的時候還好，除非有著強烈自殺傾向並且毫不在意家人妻子遭受殘酷牽連，否則官員們絕不敢違背那個殺人狂的意志。但明朝中後期，皇帝要麼更加尊重官員，要麼不理政事將權力交給內閣和太監，結果有些官員為了不去邊遠地方當官竟然以辭官相威脅。這樣一來，許多州縣衙門裡就沒有主管而只有衙役了。吏員求名無望，只能一門心思盯在求利上，因此總是上下其手，無事生非地敲榨苗瑤百姓。苗瑤等少數民族在忍無可忍之時，往往會選擇反叛。

朱棣揉揉太陽穴，想了想，緩緩說道：“太祖皇帝曾經告誡過韓觀‘蠻民易叛難服，殺愈多愈不治。卿往鎮，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