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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部分每畝額外徵收四十文；一萬畝以上者，超過部分每畝額外徵收五十文……”

說到這裡朱棣頓了頓。其實這種額度的累進稅率並不高，家中擁有田地萬畝以上者，超過部分每畝額外所徵收的五十文其實只相當於五斤米。若是針對兼併，區區五十文的累進稅並不足以產生足夠的阻礙效果。

事實上，如果處於別的年代，朱棣會將累進位制稅率定得更高些，用以限制兼併。然而為了促進殖民活動，朱棣卻只能將累進位制稅率定在大地主可以承受的範圍之內——只要不打消大地主兼併土地的熱情，那便必然會導致部分自耕農失去土地，進而能夠促進殖民活動。

朱棣不覺得自己很殘酷。再怎麼說，稅率累進位制多多少少也對兼併可以產生一些限制作用，他沒鼓勵兼併已經是很不錯了——要知道，英國在“羊吃人”運動期間所頒佈的法律中，不少都是有利於兼併的。

朱棣為自己的善良感動了一會兒，然後繼續說道。

“大明立國後核定田產超過七百畝的富戶為十四萬有餘。以這十四萬富戶計算，即便每戶田產只是剛剛達到七百畝，其中有一百畝無需額外收稅，然後有兩百畝需按每畝十文額外繳納兩千文，接下來還有四百畝需按每畝二十文額外繳納八千文，也就是說，田產達七百畝的富戶至少需額外繳納十貫。對於田產超過七百畝的富戶而言，額外繳納十貫並不是無法承受的重賦，然而國庫卻可以因此一年額外至少增加一百四十萬貫的稅收。”

見底下那些學富五車的人恭敬中帶著崇拜，表情象個剛入學的童蒙在文廟參拜孔子一般，朱棣不無得意地一笑。

明朝的低稅政策表面上看似藏富於民，但實際上卻只是有利於士紳、地主和官僚階層而已。因為，明朝國家財政的捉襟見肘導致了政府在公共事業上投資嚴重不足，而公共事業諸如運輸道路的改善、水利的興修、荒政救助，都是有利於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人民基本生活保障的。在公共事業上的投資嚴重不足，結果卻導致了國家和人民都窮困。當然，單純的高稅政策同樣不可行，因為“官逼民反”這句話並不是鬧著玩的。因此唯有實施累進位制稅率才是最好的選擇。

在後世某些小說中，一百四十萬貫（注1）只不過相當於一件極品玉器的價格。但事實上，明朝的稅糧收入一年也只不過三千萬石左右。僅憑這種累進位制稅率便可以在不加重平民負擔的前提下，使得政府的稅糧收入增加5％！

“好了，今天召你們來其實是為了討論一下吏治的問題。”

底下五個人頓時警覺地豎起耳朵屏息靜聽。

注1：讀者可以簡單理解為：大明寶鈔、白銀、大米之間的相互兌換比例為1貫大明寶鈔=1兩白銀=1石米。

ps：昨天大清早上傳，是因為“一字並肩王”前面部分的內容引發了讀者的反感。為了亡羊補牢，所以就趕緊將第十五章早點發布了。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個政權若是有著足夠的競爭壓力，那麼它所能煥發的活力顯然比完全沒有壓力的情況下會大一些。至於說“一字並肩王”可能獲得皇位，這其實只是一個美妙的畫餅。

理論上一字並肩王有獲得皇位的希望，但是沒有財權（一字並肩王一系推舉的知縣仍然屬於朝廷的官員，必須聽從朝廷的命令，該縣賦稅也是交給朝廷而非監察部），沒有軍權（歷史上連監軍率領軍隊造反的事情尚且不曾聽說，區區憲兵自然更是不用想的）。而且，皇帝還可以用各種手段耍賴：不承認己方官員犯罪尚且屬於比較溫和的手段，更無恥的方法便是製造冤案判決一字並肩王一系的知縣有罪。在這些前提下，一字並肩王又怎麼可能獲得皇位呢？

當然，讓建文遺孤成為“一字並肩王”肯定會有風險，但我個人認為這種風險可以控制。比如說日本佔領朝鮮後仍然保留了朝鮮王室，但由於在漢城佈置了足夠的軍力，朝鮮王室自始至終都沒能脫離日本的掌握。將來派遣朱文圭前往北京，往王府裡派東廠秘探掌握朱文圭的一舉一動，佈置絕對忠於皇帝的王府護衛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讓朱文圭去北京，是因為“文明”這個遊戲中，首都和陪都附近地區的**程度都會相應降低，不知道事實是不是這樣。還有一種選擇：把一字並肩王一系的行政系統設定在北京，把一字並肩王王府留在南京——把這張王牌捏在手裡，無論是呂宋還是北京方面似乎都不大可能掀起什麼風浪。讀者覺得哪種選擇更合適？

今天看到讀者河禾11的留言，說一開始應該穩定社會、鞏固政權，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