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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光學自荀卿之人性本惡，不過他主張以禮，也就三綱五常之類禮**理來使人棄惡從善。他們所主張的倫理教化，是性情論在政治中的一種反映，影響了整個宋朝。

徐平看著司馬光，道：“禮，德之顯於民間者也。三綱五常，漢之德顯於民也。君實欲以三綱五常行於本朝，是以本朝有漢之德耶？”

司馬光愣了一下，道、德、仁、義、禮，這幾個基本概念是有順序的，後一個是前一個的延伸。不過在這個時代，各有各的理解，並依此衍化出來各種各樣的理論。司馬光等人是主張用這套禮，強推於民間，用禮教化，顯示天下之德，這就是後來的禮教。

一邊的歐陽修道：“漢之德早失，散於民間，行禮教民以聚之。”

徐平道：“德，道之顯於民者也，德本於道。禮，民以德而成人倫，為德之化。是故德生而禮自成，未聞行禮而能成德者。天地分，德化為仁義，散於世間。朝廷行仁義，仁義取信於民，則德生，德生禮成。以三綱五常求禮，是欲朝廷行秦之暴耶？舍其本而逐其末，不知所謂！德本於道，禮本於德，豈可亂其序！亂其次序，非求治，是求亂也！”

“漢以昭昭天命，如大鏡懸天，照萬民之心，而成其德。此德成禮，是為三綱。天命今已不存，三綱豈可為繼。天命何在也？在人心也。韓柳諸公辨性情求人心，欲求漢之天命也。今朝廷之政，施於天下，得萬民歡心，則如日月之升也。日月當空，洞燭萬民，民心向日月，自成朝廷之德。德生禮成，天下大治，自成當世之禮！”

道德仁義禮，這一套說白了，就是不只是滿足天下百姓的物質**，還要滿足天下百姓的精神**。不只是作為一箇中國人生活比別人好而驕傲，還有一種來自靈魂深處的自豪感，一種強大的精神凝聚力。有了這種精神凝聚力，外來文明，包括宗教，都將對天下之民無處下手。談起信仰、文化之類，外來文明都會被這個文明看笑話。

政治制度，不管是資本主義制度，還是社會主義制度，都可以包容進這一套政治原則當中，這本就是超越了政治制度的精神政治原則。議會制、總統制、兩黨三黨制，對於這樣一套原則都是無所謂的，不過是換一套辦法，選這麼一批人來，扮演政權治理天下。對於世俗政治來說，這套很玄乎，因為本來就是帶有神話色彩對抗宗教文明的。

正是因為在精神世界自成天地，世上沒有當然之理，沒有絕對正義，一切都從屬於這個天地之下。人們認為一件事情當然得這樣做，是從這個精神世界衍生出去的。

這一套道德仁義禮本來是不應該進入百姓生活當中的，百姓應該是按照自己從政權中學來的做事方法，出現一套人與人交往的準則，就是禮。新中國建立後，人們日常生活中很多習慣便就學自於政府的做法，就是新的禮的生成過程，應該是自然而然的。司馬光這一派不顧實際，妄圖強推三綱五常，逆流而上，對後世造成了很壞的影響。

徐平身邊的晏殊忍不住：“似如此，朝廷如此行善政利民，而避惡政害民也？”

徐平道：“政無善惡，唯持其正。於朝廷，天下無性惡之民，唯有亂法者，亂法者治之可也。無性善之民，唯有行善者，行善者勸之可也。”

晏殊道：“一政出，民必有便之者，不便之者。若無善惡之民，政何以持正？”

“聽民聲，查民心，可也。以政不便，必有所本，朝廷知其所本，此查民心也。以政為便，必有所本，朝廷知其所本，查民心也。查民心，不可只聽其聲，當查其心，此知民之所思也。詩三百，子曰‘思無邪’，何耶？此民聲也。以此詩，對當時之政，學者當知何政出，民何思，此查民心也。知民心於何處便，何不處不便，朝廷漸次修之，此修德也。”

《詩經》之稱經，不是因為裡面蘊含了什麼治國的大道理，那只是記錄詩歌的，能有什麼大道理。是因為《詩經》中記錄的是民聲，由民聲而知民心，再去對照當時的執政者是如何對待民聲，進行施政的調整。天下以民心為母，典籍裡記載了政治活動，是父親在怎麼做，還要去查民心知道母親怎麼說。父和母合起來，才是完整的政治。

在孔子那個時代，記錄下來就是《詩經》。到了這個年代，就是民間說話、小曲。在徐平前世，就是流行歌曲、電影電視、微博論壇。從這些地方，知道百姓對於政權的制度和施政方法有什麼看法，再去一點一點地修改，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