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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縛在土地上。

如果徐平要借鑑他前世新中國剛建國時的做法，在這個時代完全可以推行下去，王安石實際上已經做過了。那次變法的問題，是把經濟權力收上來之後，沒有用這些錢發展社會生產，而只是讓國家掌握了經濟命脈。龐大的改革，真正與發展有關的，只有農田水利法等了了幾項措施。生產發展不了，改革必然被舊黨反對，這種反對有社會基礎。

如果徐平記得他前世整套的工業技術，完全可以提前幾十年做王安石變法的事。農村分田之後實行保甲法，利用工農業剪刀差，最快的速度發展工業。到徐平年邁的時候，說不定就可以開始星辰大海了。出去殖民的收益，極大可能比不上集中精力發展中國本土的收益。那樣的結果，就是在中國建了個地上神國，其他地方全是原料產地。把經濟的大部分收歸官有，在這個時代，並沒有制度和思想上的阻力。

當文明大潮衝擊全世界的時候，會讓很多人產生錯覺，以為全世界所有地方的發展程序都是一樣的。蒙古人打下了亞歐大陸的絕大部分土地，當時很有可能，大多數人也認為他們那一套奴隸代理制能夠千秋萬代。實際上只有幾百年，這一切便消失在歷史長河裡。

用封建社會指代一個歷史時期，來分析歷史，應該是大致準確的。但那要封建是真的封建，像中國這種，從秦朝之後便就告別封建，必然是另一種形態，另一種程序。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這個生產力是相對的，與人的**有關，而不是絕對的。歐洲人認為歷史有一個明確終點，是他們一神制文明的慣性，只是他們那樣認為而已。

王安石提出的意見讓徐平詫異，是因為他現在的看法跟歷史上學來的不同。他提出這種意見來，就說明這個時候他的思想跟司馬光那些人沒有什麼差別。徐平不知道，歷史上發生了什麼事情，讓王安石後來的思想發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轉彎。

想來想去，徐平決定給王安石回一封信。

這種思想，要從春秋時期的齊國名相管仲說起。當然有可能可以上溯到更加久遠的時間，徐平說不清楚，也沒有必要。思想發端付諸行動從管仲，到百里奚，再到桑弘羊，漢武帝時的鹽鐵法最終大成。簡單來說，就是為了掌控天下，朝廷要執國柄。鹽鐵不只是對特定商品的專賣制度，而是為了讓政權掌握經濟命脈，由政權直接掌握一部分經濟活動。

國進民退，國退民進，徐平前世經常聽到的這一句話，實際上在中國歷史上已經講了兩千年。從洋人的制度出發來發議論完全不得要領，這是中國政治文明的一部分，即政權要想穩定則要掌控天下權柄。鹽鐵握經濟權柄，察舉制和科舉制握文化權柄，唯一的問題是還沒有找到握軍事權柄的辦法。徵兵制和府兵制都因各種原因難以為繼，新的軍事制度不能解決問題，最終成了禁軍的各種怪象。軍制改革，說穿了，就是透過各種各樣的將校培養制度，由政權握住軍事權柄，從而可以放手發展軍事力量。

為什麼要把一部官府掌握的經濟實體放到社會上？因為政權只要握柄即可，全部掌控超出了實際能力，不能夠推動生產發展。王安石的變法證明了這一點，他從最開始的想讓朝廷掌控工商業和金融業，從而推動發展，最後變成只求掌控，不求發展。

各州縣都要保留一定比例的官營經濟成分，就是要讓朝廷握住經濟權柄，能夠主導經濟發展，而不要反過來被經濟操控。當經濟繁榮過去，面臨困難的時候，再利用這個權柄把社會的經濟實體收到官營來，利用官方利量推動生產發展，帶動下一輪繁榮。

天命不在，治亂迴圈極大影響政權的合法性，那麼政權就要操控治亂迴圈，而不能被動面對。要操控就要有一個把手，這個把手就是從鹽鐵論發展起來的官營經濟。

王安石剛剛開始在地方做官，還沒有機會進入朝廷中央衙門，還做不到從全域性來看待經濟問題。他現在的看法，還是傳統的與民爭利，利不在民則在官的看法。

鹽鐵論一直有支援的一派，也同樣有反對的一派。歷史上的極端情況，便就是到王安石變法，盡收天下經濟權柄入朝廷。他的思想被拋棄，宋朝之後的政權放棄了鹽鐵，財政主要依靠賦稅收入，後果歷史已經給出了答案。面臨社會危機，政權根本沒有解決問題的經濟能力，只能夠眼睜睜地看著天下大亂。

經濟的生產和分配，說到底還是生產滿足人民**的問題，眼前的和長遠的。政治就是順民意，從民欲，其他一切都只是工具和手段，當作信仰就本末倒置。

政權要治理天下，就要執國柄。如果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