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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稅從五月十五開始徵收，七月三十是最後期限。現在已經六月，鞏縣的形勢戶錢糧已經催收完畢，最難啃的骨頭啃下來了，想讓縣裡夏稅難收，不好操作了。是以譚節級覺得讓縣裡收不上來夏稅，把知縣逼走，現在已經晚了，多半行不通。

張押司冷笑：“只要錢糧還沒有解到縣裡，就有辦法可想。里正和鄉書手，只要得我們一紙文字，庫裡的錢糧，要散回去還不容易！”

聽到這裡，宋押司猛然一驚：“二哥，你這意思，是讓我們全都不做了？”

“不錯！”張押司猛地一拍桌子，“一不做，二不休，知縣相公讓我們活不下去，那就乾脆把事情搞大！把收上來的錢糧散回去，我們去太室山躲些日子，說落草為寇，那就落草為寇好了！只要逼走了知縣相公，我們回來依然過自己的好日子！”

第65章　要將功贖罪

政事堂裡，徐平看著京西路關於鞏縣的奏章兩眼發直。全部吏人逃亡以逼長官，這種事情發生了不止一起了，從景年間之後特別多。但別的地方發生這種事，往往是官員完不成任務，或者被劾，或者調任，路監司為官員求情。鞏縣不同，吏人集體逃亡，王安石沒有比毫完不成任務的擔憂，而是主動上章，要求對逃亡吏人重懲。

放下奏章，徐平對一邊的晏殊道：“鞏縣吏人逃亡，地方上奏說他們落草為寇，要發海捕文書。此種事情不少見，如此做的倒還真是第一次！”

晏殊道：“王安石此人，才是有才的，只是鋒芒太露。吏人逃亡，長吏躲不過逼下太嚴的罪過。京西路雖然上奏是吏人貪瀆，害怕事情敗露而潛逃，我看未必就如此。動輒一兩千貫的弊案，令簿難逃失察之過。依我看，此事不可逼吏員太過，當從容商議。”

杜衍也道：“不錯，出現此等事，必然是官與吏均有過錯。鞏縣欲發海捕文書，說那些吏人為寇，只怕有些言過其實。可著京西路監司，從附近選謹慎強幹的知通，去鞏縣查一查到底是如何，不可聽縣官一面之辭。”

徐平想了想道：“不妥，縱然我們覺得此事別有委屈，也不可此時去查。官與吏，吏與民，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朝廷都不可站在公吏一邊，此天下大義。不然，官吏一有衝突便就去查官，恐在地方養成不好習氣，從此吏人有恃無恐，仗勢以臨官長，地方難治。”

吏是與民接觸最密切的政權基層，朝廷大部分的制度和政策，都由他們執行。面對老百姓，他們代表的就是朝廷，往往耀武揚威。一旦再讓他們對官員佔了上風，那就成了上下通吃之勢，再也難治。是以對吏人，朝廷可以站在百姓一邊，可以站在官員一邊，惟獨不能站在小吏一邊。朝廷用吏人，最主要的就是啖之以利。不管是用重祿，還是讓他們在百姓身上佔便宜，總之就是有好處才有人來做這差使。

不可否認，吏人中也有重情重義的人，也有深明大義的人，那是個人。從總體上吏是無義的，所以官不可以從吏人中選，吏除了錢，是沒有政治前途的。吏要想做官，必須先辭去吏職，才能夠受舉薦，參加科舉。要是不這樣做，把持住基層的吏人，就把持住了社會的上升通道，會造成非常惡劣的後果。歷史上官吏不分，以吏為官的，有兩個朝代，一個是秦朝，一個是元朝，都沒有留下好的統治經驗。

這個人群的定位如此，是政權為了穩定基層，同時又不被基層挾持，而有意做出的官吏之分。這個分別對大一統政權非常重要，封建制下則可有可無。

想了想，徐平道：“要不這樣，夏稅未完之前，一切依鞏縣上奏為準。如果縣衙不能完成夏稅，則論如律，此不必多言。稅能完足，再從臨州抽調得力人員，前去徹查。”

程琳道：“如此自然也可。只是現在逃亡的吏人該如何處置？鞏縣說他們上太室山落草為寇，此無異於反叛，要發海捕文書。秋後再派人去查，這些吏人罪名可就定了。”

徐平道：“既已逃亡，罪名自然就定了。不管事出何因，這些吏人都不能再用，不然以後誰能夠治他們？官不能制，他們不就成了地方之主。為朝廷計，為百姓計，逃亡的吏人決不可於用。不只是鞏縣，其他地方一樣如此辦理。”

跟縣官鬧矛盾，逃亡之後再請回去，這些吏人以後就沒人管得了。所以這次不管是不是他們的錯，鞏縣都容不下他們，最少也要發配他州。所謂強吏猾吏，都是靠著在地方上錯綜複雜的根基。出現這種苗頭就不行，必須要及時剷除。朝廷不能貪有這些能人，便於治理地方，就容忍他們，這樣做是掘統治根基，穩固的政權不需要基層的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