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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英文的義工都這麼難。我們又嘗試著找過幾次義工，需要說話的那種根本就不要我們，不需要說話的不是照顧老人就是活動裡發水，一天挺累，不要說英文，連話都說不上兩三句。前兩天認識的一個女孩兒特運氣，她碰上了一個寂寞的老太太。她去了幾次後那老太太就離不開她了，哭著喊著讓她每天去。那老太太是個文學愛好者，主動幫她補習英文。運氣這東西不信不成，碰上了老年痴呆，那就真是義務工作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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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領工人（1）

這個名字聽起來不比中央音樂學院差的學院，其實就是寫字樓裡幾間打了隔斷的小房……

我們來加拿大已經三個月了。

不知道多倫多有多少個像Lapworth　92號這樣住滿了新移民的house。

Lapworth　92號的生活是充滿生氣的。每一個晚上，大家輪著在廚房做飯，然後圍桌而坐，一邊吃一邊聊著打工的見聞。飯桌滋生出一種濃濃的親情，大家混得像一家人似的。吃完了飯，小戴就鑽進了房間上網。張太太和牧太太就坐在沙發上看電視，一邊看一邊織毛衣，國內帶來的毛線和棒針。張太太織毛衣只為打發時間，牧太太織毛衣為省錢。張先生就為她們撿掉到地上的線球。英大姐在一旁調著臺，找著《Friends（六人行）》。

我和向東喜歡在飯後出去遛彎兒。五月的加拿大才是真正的春天。白天，天空瓦藍瓦藍的，是那種兒時的北京才看得到的徹底的藍。公路旁的草坪上星星般開滿了不計其數的小黃花兒。大雁們已經成群結隊地從Florida（佛羅里達）“度假”回來。傍晚的湖邊到處是它們的身影，護著小雁在草坪上啃草吃。

“我下輩子要是動物，死活也要飛到加拿大來。”向東每次在湖邊遛彎兒的時候都這麼說。

我也有同感。“你看他們肥美的大腿，要在中國都得被捉了去做燒鵝。”

我們也買了車了，從報紙上看的，一輛老式的別克。開回來就帶了大家去兜風，一車坐了八個人。

有了車，我們就像長了腿，多倫多的近郊都被我們插上了小紅旗，心情頓時好了許多，也找到了一些人在海外的感覺。

我們合租房子，向東不好找學生來教，他就主動請戰到工廠去打工——擰螺絲。

我真替他委屈，好好的拉小提琴的手被鉗子弄得紅紅的，看了就讓人心疼。

“向東，你要是覺得委屈就別去了，反正咱們現在不缺錢。”我說。

“我不是奔錢去的，就是不想這麼待著，體驗一下打工的生活，挺好玩兒的，在北京想擰螺絲還找不到地方呢。”向東嬉皮笑臉地說。

沒過多久，向東在中文報紙上看到了“多倫多華人中央音樂學院”招聘絃樂老師兼辦公室主任的廣告。他就樂著去了。這個名字聽起來不比中央音樂學院差的學院，就是寫字樓裡幾間打了隔斷的小房　。

我焦急地等待向東第一天收工回來。自從到了加拿大，我和向東變得相依為命，生死與共起來。我們相互分享著新聞，分享著人生伴侶的快樂，在最大限度上進行著取長補短：我不會開車，他開車送我上班；他英語沒有我好，我就主持外交事務。

在北京的時候，他忙我也忙，下了班還要奔波於各種應酬，家對於我們來說就是一個旅館，我們很少能夠真正在一起交流。自從來了加拿大，我們有大把的時間膩咕在一起，突然覺得彼此是如此重要，短暫的分離也讓我們覺得不安和緊張。

向東回來的時候，臉色不好，他把琴一放就爬上了床，渾身無力地躺在床上。

“你怎麼累成這樣了？”　我急切地問他。

“累死了，教了四個學生……”向東有氣無力地說。

“四個就累成這樣呀！”

“還打掃廁所，接電話，拖地，搬檔案櫃……”

“啊？讓你掃廁所？不是說是份白領坐辦公室兼教小提琴的工作嗎？”我很奇怪。

“人家說了，加拿大人工貴，僱一個人來就得什麼都幹。”向東說，“今天還有人來應聘呢，我一看，是我過去的同學，穿得筆挺的就來了。我告訴他，哪裡有什麼白領職位，學生也不多，想好了再來吧。他也考不上樂團，在一個餐館收銀呢。你說說我們這些人，怎麼這麼慘，原來演出都是臺上坐著的，餐館裡也是前臺坐著的，來了這兒全變後臺幹活兒的了。”

“這不是過渡嗎？又不是一輩子讓你幹這個，你就當是上山下鄉，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