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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也曾經是“文青”

本集所收，都是我的一些“文學作品”，有詩、散文、雜文、小說，還有評論。這些文字，曾於2008年1月由上海文藝出版社結集出版，書名《高高的樹上》。這次收入文集，沒有再作修改。

說起來這也是“還願”。因為在三十到四十年前，我本是個“文學青年”（俗稱“文青”）。從初中三年級開始，就寫了不少東西，主要是詩。高中畢業時，我給自己編了一本“文集”。當然，是“手抄本”。那時還沒有電腦，鉛字印刷太奢侈，也犯禁。甚至就連這“手抄本”，在“文革”中也付之一炬，燒得片紙不存。到現在，只能記起其中的一句──

你默默無言的晚香玉喲，

請賜些兒暗香來吻吻我！

這樣的句子，很明顯是一箇中學生在模仿五四時代新詩人。但這樣的情調，在當時卻是百分之百要挨批的。於是，我從“文學青年”，轉變為“革命青年”。或者說，革命的文學青年。當時的口號，是“革命的青年有遠大的理想，革命的青年志在四方”。這就應該“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豈能呆在花前月下，跟晚香玉卿卿我我？

就到邊疆去了，一去十三年！

十三年基層鍛鍊，學生娃脫胎換骨。革命的文青，充滿“革命的豪情”。比如發表在《新疆文藝》的這首──

衝開彌天的雪陣，

我們向沙海深處進軍。

那裡有一塊被遺棄的土地，

盼翻身，它望斷晨昏。

語言，也儘量“工農兵”，比如發表在《解放軍文藝》的這首──

熱死人的三伏天，

入夜才風涼。

忙了一天，累了半宿，

人人睡夢香。

即便寫愛情，姑娘愛的也是勞動模範。比如發表在《詩刊》的這首──

誰不知道他打草打得最多，

誰不知道他下夜下得最勤，

他放牧的是全隊最好的馬群。

但，即便是隻能表現“革命的主題”，也總還是希望能寫得文學一點，不要“太不像詩”。比如發表在《新疆文藝》的這首──

停了，天上雲；藏了，林中鴉。

兔子凍硬了耳朵，狐狸凍掉了尾巴。

就連天地間僅存的一點水氣喲，

也變成霜花朵朵，掛滿枝枝丫丫。

這跟當時通篇標語口號的“文革作品”比，也還是有點味道。也許，正是因為這點“味道”，我的作品很是被一些編輯欣賞，比如《新疆文藝》的鄭興富。鄭興富先生是新疆大多數青年詩人的恩師。許多人，比如楊牧，比如章德益，比如我，都是他發現、指導、栽培、推出的。那時，我們大多在社會的最底層，比如在兵團的農場當農工（體面的說法叫“軍墾戰士”）。我們的領導，有班長、排長、連長、指導員、營長、教導員等等，誰都能管你。能見到團長、政委，就算通了天。跟自治區黨報黨刊的編輯交往？想都不要想！

然而我們這些“文青”，卻幾乎人人都在鄭興富先生家吃過住過，受到過他們夫婦最盛情的款待。他們那不大的家，簡直就是文青們的“聯絡站”和“接待辦”。那可是吃飯要憑糧票，沒有單位介紹信就不能住招待所，弄不好就會流落街頭的年代啊！我們這些當年的“打工仔”、“農民工”，又能給他們傢什麼回報呢？

能回報的，只有共同的夢想；而文學的夢，又總是做不完。

現在回想起來，我很慶幸能有這樣一段經歷。有一對企業家夫妻，也在新疆生活過，也曾經是“文學青年”。他們對我說，你的成功，跟你以前寫詩，有很大的關係。寫詩的人有三大優勢：激情，想象，節奏感。這三條，你都用到《百家講壇》了，能不受歡迎嗎？

其實，他們少說了一點：當時我不但是“文學青年”，而且是“革命文青”。革命文藝是為工農兵服務的，這就要熟悉甚至通曉工農兵的語言，還要運用得輕車熟路、得心應手。這是要下真功夫的。1970年“批陳整風”時，我就曾經用最土的大白話，給兵團戰士講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相比而言，《百家講壇》這點事，還真不算什麼。

這些都是題外話。因為本集所收文字，都基本上與那個時代無關，只能算是當年文學夢的一個延續而已。

就此打住。

2010年5月28日　初稿

201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