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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畫那些古戰場的時候年紀不過四十出頭，近視眼已經有千度以上，然而工筆細繪，一絲不苟。於接近完成的那一刻就會開始同我說話：“你看這一幅是什麼？”

我會指一指那些縱橫交錯、不下數十百萬繁瑣線條說：“頭髮。”

“還有呢？”家父笑了。

“笤帚掃水。”我說，其實我知道那不是真正的答案，可是這樣的回答會逗得他繼續笑下去。

他果然笑了，再問：“還像什麼？”

“爛鍋面。”

“還像什麼？”

“毛線。”

這個遊戲可以一直玩下去，直到我再也想像不出一個詞，或者一個句子。我從來不讓他稱心如意地得到那準確的答案。他也從來不告訴我那答案是“等高線”、“等溫線”、“測地線”、“接擊線”、“戰線”、“運補線”……也許要到了高中或大學以後的某一日、某一時，我無意間再向家父零亂堆疊著各種書籍、地圖、測量儀器和賽璐璐投影片的書桌投以匆匆一瞥，才赫然驚覺他其實另外過著一種和我所熟知與臆想者全然不同的生活。那是一個塞滿了數字和枯燥乏味的名詞的世界。簡單地說，他的工作就是將已經發生且結束了的許多次戰役重新描述一遍。由於戰爭必有勝負，是以他可以運用各種文獻、遺蹟和考古發掘的材料來解釋打勝的一方為什麼會打勝，而打敗的一方又為什麼會打敗。換言之，他先知道了結果，再重塑出製造了那個結果的原因。對正值叛逆期的我來說，這份工作可說再荒謬不過，因為一切所謂的證據都是在已經預設好結論的情形之下提出的。家父每天出門上班、下班後挑燈伏案，多少年下來，居然就是替已經知道了勝負成敗的事塗抹錦上添花和落井下石的理由。在那樣懷抱著義憤的情緒下，我轉眼便忘記幼年時代踩著矮凳和他胡說嬉鬧的情景。

然而，就在老人一帚一帚掃過來、掃過去，卻總也掃不淨地上那些細小的碎玻璃碴的時刻，我猛然間被帚棕拂刷出來、在轉眼之間便幹逝的平行線條觸動了一下，想起非常遙遠非常遙遠的兒時，當這個老人正值壯年的歲月，曾經多麼謹慎地維護著我對語言符號的想像力——那應該算是我的修辭學啟蒙罷？

我搶過去，接下他手裡的笤帚和簸箕，繼續掃著，老人退開兩步，我朝他腳下掃了一記，他又退開兩步，我再把笤帚伸遠了些，假作不小心掃著了他的腳趾頭，他笑起來：“咦——欸！別鬧。”

我也笑了，又掃他一下，趁勢問道：“你怎麼會問起我和紅蓮的事？”

一聽這話，家父才舒展開來的五官，猛地又虯結起來，道：“有人給我寄了一疊照片——還有一張便條，說這女人叫歐陽紅蓮。”

“幹嗎寄她的照片給你呢？”

“不是她的照片，是‘你們’的照片。”家父說著時順手撐高眼鏡框，順手往鼻心眉頭狠狠揪揉起來。

“我們？我們沒有拍過——”半句話才出口，我的背脊煞地竄開一陣森寒，脖根處卻同時滲開一片燥熱——打從一九八三年秋，我入伍當兵開始，紅蓮才重新回到我的世界，每次來去都彷彿鬼魅一般，沒有誰知道她是怎麼找到我的，也沒有誰能告訴我，在我們熱烈地互相饗以彼此的肉體之後她又去了哪裡？其間的過程再簡單不過，無論我在訓練中心、接受分科教育的“國防管理學院”或者是正式服役當文史教官的陸軍通訊電子學校，經常在逢著放假的日子，一出營門或者走到車站，紅蓮就出現了，她的第一句話總是：“找個地方陪你睡一睡，嗯？”

彷彿中了魔咒的一般，我的眸光凝直、牙齒交戰，渾身上下每一個孔竅都舒張開來，滿盈盈一腔歡悅迎接著她的身體。任她挽起我的手臂，走向海角天涯。

無論是烏日、積穗、平鎮——只要在營區附近觸眼可見、距離最近的情人旅館——都留下我們裸裎廝殺的蹤跡。從某些細節方面言之，我越來越熟練、越來越能從紅蓮所做的些微不經心的動作或反應察知她的感受和渴望；比方說，我們重逢那天的第一次我就發現她對脊椎骨沿線的膚觸有著極其強烈的感應，一經指尖輕輕撩劃，便止不住地打著哆嗦，微啟的眼簾底下露出兩彎瓷白，好像那哆嗦一旦打上，黑眼珠便給抖到額頭上方去了。我試出這個門道，自然加意撩劃。幾回之後，紅蓮忽然睜開眼皮，輕輕笑了，低聲說了句：“多了。”

“什麼多了？”

“你如果不去體會，”她緊緊摟住我的背，翻身躺平，又閉上了眼，仍舊低聲道，“沒有誰會告訴你。”

這該算是我學習男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