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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一點遭到活埋，而那一棟倒塌的樓宇叫“遠黛樓”，乃清代著名建築巨匠錢渡之的後人所建，此樓的確有個機關，能害人，也能救人。整段故事原來出自署名“陳秀美”者所撰的碩士論文《上海小刀會沿革及洪門旁行秘本之研究》之中。質言之，由於飢餓——也許再加上與世隔絕的恐懼或焦慮罷——我所讀過的書裡的每一情節都開始向我包圍進襲，且以鮮明無比的影像一再迫令我凝視著它們。

對我而言，這種前所未有的經驗其實是極其迷人的，彷彿我所讀過的書——無論它們多麼枯燥乏味、陳腐失真乃至錯訛連篇——都在以一種活潑潑、熱滾滾的魅力向我展現生命。在這一大片你叫它客廳也好、書房也好、臥室也好的底樓空間裡，容有不下成千上萬個這樣的生命。書的幽靈。白紙黑字的魂魄。就在我即將變成餓殍之前，前來向我作完美的告別。也一如在人世間我們可能會遭遇到的情況——走在路上你會碰到似曾相識的老同學，卻怎麼也想不起他的名字來，或者是在某處讀到了一個名字，你知道那是你的老朋友，卻怎麼也想不起他的長相來——這些充塞在我極度疲憊的身軀四周的影像之中也有令我覺得非常陌生、似乎從來沒見過，換言之，有些我讀過，可是顯然已經遺忘掉的內容也從記憶的角落裡赫然浮出。

在梳妝檯的右側，也就是樓梯下方的三角狀區域裡，地面長滿了大大小小的蕈菇，前後院的天光根本觸撫不著，是以幽暗有如潑墨般深濃的夜色。也就在這個地帶，上演著一些我自覺並不熟識的情節——它們彷彿各自從我所閱讀過的書裡散落出來，像脫了串線的珠子，孤獨地閃爍著。這反而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終於停下筆，讓漢武帝和他的語言侍從之臣自腦海中暫時引退，開始以一種玩拼圖板的心情去仔細審視那畫面。我隱約察覺自己之所以這樣做其實出於某種真摯的情感——我對任何活著的人從未產生過這樣的情感，可是對於這些被記憶棄置在角落裡無依無靠的片段，我自認有義務要替它們找回上下文的聯絡。這樣做（至少在當下的直覺裡）要比完成一部看似怎麼也寫不下去的碩士論文來得重要得多。

其中一個片段出現在五六朵沿著牆壁踢腳板和磨石子地之間冒生的木耳上。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男子走在一條古老的、東西走向的街道上，他來回走了好幾趟，好像是在猶豫著要不要走進街邊一幢樓宇中去。那樓宇前有小院，院牆甚高，門楣右邊掛著亮漆木牌，正楷雕刻填墨的六個大字是“南昌剿匪總部”。年輕人的鼻樑上掛著副酒杯底一般厚的眼鏡，看似是讀過書的，一身褐布長袍倒也十分素雅，既不像匪類，亦不像剿匪之流。可正在他這麼躊躇逡巡的當兒，樓院之中猛可衝出兩名槍兵，一邊一個、將年輕人拽進這總部廳堂中去，再直奔二樓，扔進一個門首掛了“諜報科”招牌的房間。裡頭一張大會議桌，繞桌擺著十幾把帶扶手的藤椅，可是隻坐了五個人。一個才見這年輕人的面便皺起眉峰，操湖南話說：“又來了！伯屏，自從你把那叫花子弄進來行營，就跟菜市場差不多了。”湖南人身邊一個說浙江土話的中年人也搶著道：“昨天、前天、大前天，一連多少天了？灑度每天拖出去的少則一兩個，多則四五個，是不是真細作誰也不知道——”說到這裡，一旁被稱“灑度”的小胖子也開了腔：“我處理得手都軟了。你想，不處理嘛，任他們探頭探腦，說不定哪一天飛簷躍壁闖進來，走漏了情報，豈不壞事？要說處理嘛——老實說，我也搞不清楚這些人是匪不是，有一個失手錯殺，畢竟對不起老百姓。你又成天價在外奔走號召江湖人等，等哪一日我處理到你的人馬——伯屏！你可別怨我。”

被稱做“伯屏”的人是張長白臉（我認得他，在我記憶較為深刻的書裡，他的名字是“居翼”）——此人尚未及答話，長桌盡頭另一張藤椅中一個縮肩沉腰垂頭翻白眼的四川人卻瞄了瞄給按倒在地上的年輕人啞聲說道：“前些時我說過，只要是‘同志’，就留著；可如今混充‘同志’的車載斗量，叫你我從何揀選？衷寒說得對，眼下行營果然同菜市場差不多了。聽說頭幾天貴科還一口氣收進來兩個鬧示威的學生，這要是讓‘老頭子’知道了，豈不又討一頓排頭？”

這廂的居翼顯然是因為官卑職小或年事較輕之類的緣故，神情雖十分自負，卻仍透著些許謙抑之色。他直挺著腰板，隨時點著頭，彷彿將這四個人的責備都銘記於心了，才開口說道：“賀公、康公、蔣先生、餘先生，先要跟各位報告的是那兩個學生不是咱們‘收’進來的，是‘請’進來的，而且是‘大元帥’本人的意思。”

另四人聞言陡然變了臉色，一陣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