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部分(第2/4 頁)

肉膨臃、五官暴突、四肢肥滿，渾然不再是羸瘦弱的本來面目。換言之，認識彭師父的人不會知道、也難以想像他能有什麼本事。見識到他真有些本事的人則不會相信他就是彭師父。他的皮相和實體——請允許我略事誇張地把這個人物說得抽象一些——他的皮相和實體是彼此決裂、悖離且格不相容的。

事實上，在他的一生之中，也僅有兩次——純屬意外的兩次——讓人看見了他變容易貌的整個過程，一次是在一九八二年冬天、我和孫小六逃出地遁陣，躲進武館洗澡，聽彭師母說故事的那個晚上。彭師父認為那一回洩底的原因乃是被我一天之內喊了他兩聲“嶽——子——鵬”給嚇岔了氣。另一次是在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五號，那天下午警察局派員扣押了他的三輪車，還裁處了他三百罰鍰，甚至告訴他三百罰鍰就是九百塊錢新臺幣。彭師父當時隱忍未發，睡到半夜裡起來撒尿，再回房臥倒之際，彭師母一聲驚呼，暈了過去。彭師父抬眼一看，床邊梳妝檯上的鏡子裡自己赫然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從那天起，原本染過肺結核、長了一身骨刺、叫煤球給燻壞了一部分腦子、又中了三次風的彭師母再也無法承受人生中一再驟然撲襲而至的驚嚇。她四十歲，在意識的深處堅決地展開了一程永不回頭的遁逃之旅，漠不關心的世人以為她罹患了另一種痼疾，從而無法得知：這才是她為自己所做的最徹底的一次治療。

我曾經花了將近三年的時間去查考、核對彭師父這樣一個卑微的小人物如何進入乃至牽動著他所處身的這個“時代的巨大漩渦”。其間——在眾多早已隱身於各界且身居要津的庵清光棍暗中的協助之下——我逐漸成為一個比“年輕作家”、“知名作家”或“值得期待的大師級作家”更了不得一點的人物。即使我用化名冒充一個初中學生、寫了一本生活週記，也都在短短兩年不到的時間裡賣出去二十六萬冊；接著，有人請我上電視主持節目，有人邀我客串演出一部名為《悲情城市》的電影（這部電影還得過威尼斯影展的金獅獎），也有人重金禮聘我替吉普車、烏龍茶、眼鏡、烈酒、信用卡和一種醃漬得酸不溜丟的牛蒡絲等產品當代言人；揹著人，我自己其實再清楚不過，這些浮光耀影、繁華縟麗的俗世聲名、成就和利益絕非來自我個人的智慧、學養或努力，它們全是老漕幫傾力發動，運用各種勢力、關係、人際網路、社會資源去換來的。而且我更知道，這一切都是“預付的版稅”——祖宗家門兒上自幫朋大老和一百單八將，下至潛伏在臺灣社會各個階層、各個行業、各個角落裡不為他人所知的庵清光棍，他們都在引領翹首，等待著、企盼著，甚至有形無形地催促脅迫著我寫出這一部《城邦暴力團》，重新還原一個本該歸屬於他們的歷史真相。

扮演所謂“媒體寵兒”、“社交名流”的一段不算短的時日裡，我幾乎忘了曾經作過四次失敗的嘗試，分別寫成了四個終至廢棄不用的小說開場。然而對真正的書寫工作來說，這段歲月就像任何一個膽敢假借創作之名、佔世界一點小便宜的藝術家所曾經示範過的那樣，並非全然浪擲。比方說，一位電視臺的高階主管慷慨地讓我隨意使用一架可以播放那種古老盤式錄音帶的機器，我才能夠憑藉著現場的交談和聲響去重建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晚上在植物園荷塘小亭中發生的事件細節——我終於知道那些警車頂上的鳴笛燈號的確是在趙太初引吭長嘯之際轟然震碎的。

再比方說，一個替廣告公司看管片庫的老榮民為我旁證了彭師父當年的挫折和憤懣。原來自一九六年起，臺北市政府便有意整頓市容、逐漸淘汰三輪車，一方面以每輛三到六千元的價格公開收購，另方面則輔導車伕轉業開計程車，要不就從事其他勞動工作。有些車伕只肯接受輔導，或領取救濟金，至於車輛，卻寧可自行高價轉賣給那些並不認為政府真會淘汰三輪車的新進同行。一九六六年初，在部分車伕集體勾串哄抬之下，一輛六七成新的三輪車可以叫價到新臺幣八千多。彭師父和片庫那老榮民幾乎是在同時上的當。片庫那老榮民接著問我：“你那個什麼師父後來做啥？”我說他賣了些金子買一把大關刀插在門口開武術館。他說：“那他厲害！”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感覺有人會羨慕彭師父。

我認真想要以彭師父為主軸敘述《城邦暴力團》的念頭之所以忽然出現，是在一個玄關上方懸掛著一輛三輪車、名喚“酷力”的迪斯科舞廳。那時距離我離開“人文復健醫院暨護理中心”已經三年多，正確的日期是一九九七年一月十五號。我早已忘記背後一直有人在追殺著我。

當時有一家剛開始營運的有線電影片道準備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