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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指揮若定，而且身先士卒，挺身而上，熱血壯士，可歌可泣，令人佩服。

就在袁世凱統帥清兵攻陷漢口的當時，黎元洪致信袁世凱，勸其“與我徒共扶大義”，“將來民國總統選舉時，第一任之中華共和大總統，公固不難從容獵取也。”幾天後，黃興也致信袁世凱：“明公之才能，高出興之萬萬，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虜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崙、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由此可見當時革命黨人首推之大總統為黃興也。而當時袁世凱還假惺惺的表示謙虛，認為“此事我不能為，應讓黃興為之。”但心裡卻肯定是吃了定心丸之，於是就有了南北議和，其要點為：清帝退位，建立共和，袁世凱為大總統，召開國民會議。

在當時的紛繁的時局動盪中，黎元洪被邊緣化了，黃興和革命黨人也被擠到一邊，南北議和結果成了袁世凱和江浙士紳們的勾結。同盟會便由陳其美策動各省代表選舉黃興為大元帥（後為副元帥），代行民國政府中央政務，把議和的主動權重新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就在此時，孫中山回國來到上海，黃興、陳其美是他的左右手，他們和胡漢民、汪精衛等人考慮到孫中山革命一生，眼看滿清即將崩潰，“應給予其民國首任總統職位，以示尊榮。”便在一番緊鑼密鼓的準備之後，在南京將孫中山匆忙推上了臨時大總統的位置上。而孫中山還託人向袁世凱示好：“如清帝實現退位，宣佈共和，則臨時政府絕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佈解職，以公以能，首推袁氏。”

與此同時，孫中山卻在策劃一個驚天大陰謀，一個賣國求榮的企圖。透過王勳和流亡日本的盛宣懷進行緊張密商，由盛宣懷向日本財團借款，然後轉借給民國政府，並秘密由民國政府、漢冶萍公司和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簽訂了一項名為合辦，實為借款500萬元的協議。此事一經洩露，中外一片譁然，此等出賣主權之協議，自然遭到參議院不承認，也遭到漢冶萍公司股東大會的否決，慘遭流產。可孫中山卻想出了一個更加駭人聽聞的新主意，更加獅子大張口，在一份經過孫中山和胡漢民修改，發給三井物產的電文中聲稱：“孫答應租借滿洲，日本為防止革命軍解散，在漢冶萍公司五百萬元外，應立即借一千萬元，以終止與袁世凱合議，故孫文或黃興為了滿洲之契約將到日本一行。”最後雖然依然被日方所拒絕，但出賣國家主權，乃至割讓領土之卑劣行徑不得不令人髮指！由此也可見得孫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不仁不義。如果日本答應了他的條件，東三省就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九一八事件”就會提前爆發，八年的抗日戰爭也許還要加上幾年，孫中山為了一己之利，置國家大義而不顧，每每想到這裡，無不怒髮衝冠，拍案而起！

而蔣介石這時卻因為在辛亥時期刺殺陶成章而名噪一時。事情經過是這樣：“是時，陶成章踵回國，蓄意破壞同盟會，擁戴章柄麟，抹煞孫、黃曆史，並謀刺陳其美而以光復會代之為革命正統，詣公遊說，公大駭。默忖其計果行，則滬軍無主，長江下游，必復入混亂態狀，而當時東南人心未定，軍官皆清室遺孽，江浙仍將為滿清與袁賊所陷，熟權公私利害，決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域性，事後自承其罪。蓋其用心出於至誠。絕非對人有好惡於期間。此為辛亥革命成敗最大關鍵，亦即公革命重要歷史之一也。”

事成之後，孫中山和黃興先後致電陳其美，要求嚴查兇手，蔣介石“辭去滬軍第五團長，舉張群代之。”而蔣介石後來在日記中也承認：“餘之除陶，乃出於為革命為本黨之大義，由余一人自認其責，毫無求功，求知之義。然而總理最後信我與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時而起，但餘與總理始終未提及此事也。”不過他為孫中山剷除了最具威脅的政治對手，瓦解了光復會，做了孫中山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孫中山自然心知肚明。後來反袁失敗，孫、黃兩人分道揚鑣，黃興遠走美國，孫中山來到日本，陳其美便向孫中山推薦蔣介石為自己的接班人，孫中山也曾興致勃勃的給蔣介石寫過一聯：“安危他日終須仗，甘苦來時要共嘗。”就說明的清清楚楚了。有文章指出：“蔣介石刺陶時表現出的眼光、魄力、果斷和勇氣，贏得了孫中山的欣賞和信任，日後備受重用，倚為柱石，這是他能在十餘年間超越黨內眾多###捷登大位的重要原因。”

歷史就是歷史，粉飾和刪減只是歷史的表面，事實卻永遠存在，孫蔣兩人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截然不同的表現就是如此，這也就是在雙十節的時候寫下的一點歷史鉤沉，不過就是想還歷史一個真實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