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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系列積極政策措施解決上述問題：

一是實行有利於增加就業崗位的積極的就業政策，廣開就業門路，拓寬就業渠道。保持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大力發展吸收就業容量大的第三產業，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鼓勵發展集體、個體和私營等多種經濟，以及吸納就業能力比較強的小企業和勞動就業服務企業；在城市中重點發展社群服務業，促進下崗職工和失業人員再就業；實行非全日制就業、季節性就業等靈活多樣的就業形式，增加就業崗位。

二是發展勞動力市場，完善就業服務體系，逐步形成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在鞏固“兩個確保”的同時，推動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業保險制度的並軌，形成市場競爭就業新機制。為幫助市場競爭中的弱勢群體實現再就業，由政府組織開展“再就業援助行動”，透過上門指導、貼近服務、專項扶持、接續社會保險等援助措施，對弱勢群體提供及時有效的服務和幫助。發展公共就業服務，提高勞動力市場的科學化、規範化、現代化水平，將就業資訊及時、快捷地送到下崗失業人員面前。完善就業服務體系，將就業服務網路延伸到街道、社群，把下崗失業人員管理、服務納入社會化軌道。

三是妥善解決經濟結構調整期間的下崗失業問題，建立再就業服務中心，完善失業保險制度。為妥善解決經濟結構調整期間的下崗失業問題，中國政府自1998年起在國有企業普遍建立了再就業服務中心，為下崗職工發放基本生活費，代繳社會保險費，並提供再就業服務。3年來，共有2300萬名下崗職工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其中的1500多萬人實現了再就業，目前在中心的下崗職工還有630萬人。建立再就業服務中心是在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的情況下，採取的過渡性措施。為儘快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我們對原有的失業保險制度進行了改革，擴大了覆蓋範圍，增強了基金的支付能力，提高了管理和服務水平。目前，有1。02億名職工參加了失業保險，每月領取失業保險金的人數達到240萬人。城市居民家庭生活困難的，還可以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這是中國政府為人均收入偏低的城市居民提供物質幫助的一種制度。去年，有400萬城市居民進入了保障範圍。這三項保障制度，我們稱之為基本生活的“三條保障線”，它們對促進經濟改革和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

四是實施城鎮化戰略，多渠道解決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就業問題。結合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快城市化步伐，進一步引導農村勞動力向城市和發達地區合理有序流動。形成外出就業和返鄉創業雙向流動的就業機制，繼續開展農村勞動力開發就業試點工作，探索統籌城鄉就業和發展小城鎮擴大就業的途徑。

五是加強職業培訓，提高勞動者就業能力和適應職業變化能力。積極推動對青年勞動者就業前的勞動預備制培訓，繼續搞好對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培訓，大力推動創業培訓，全面推行職業資格證書制度，逐步形成“市場引導培訓、培訓促進就業”機制，鼓勵和支援社會各方面力量開展多層次、多形式培訓，注重應用遠端培訓手段擴充套件培訓，提高勞動者就業能力。

巴蓋：臺灣問題是中國非常關注的問題。兩岸在什麼條件下才能開始對話？

朱鎔基：我們一貫主張，透過對話與談判的方式解決與臺灣方面的分歧，實現和平統一，併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去年3月20日，臺灣地區選舉剛剛結束，江澤民主席就公開表示：“臺灣不管誰當權，我們都歡迎他來大陸談，同時，我們也可以到臺灣去。但是，對話談判要有個基礎，就是首先必須承認一箇中國的原則。在這個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同年5月20日，中共中央臺辦、國務院臺辦受權發表宣告指出：“只要臺灣當局明確承諾不搞‘兩國論’，明確承諾堅持海協與臺灣海基會1992年達成的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箇中國原則’的共識，我們願意授權海協與臺灣方面授權的團體或人士接觸對話。”但是一年多來，臺灣當局領導人不但拒不接受一箇中國原則，不承認1992年“兩會”共識，不放棄分裂主張，而且一再惡化兩岸關係，破壞了兩岸對話的基礎。在此，我可以重申，我們在一箇中國原則基礎上推動兩岸對話與談判的主張和誠意是一貫的。臺灣當局如果真有重開對話與談判的誠意，就應該明確表示堅持一箇中國原則，明確承諾堅持1992年“兩會”共識，併為重開兩岸對話拿出自己的實際行動來。第3節：接受德國《商報》記者柴德立茲採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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