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第2/4 頁)

代表團。其中有一位議員很直截了當地跟我講，WTO的談判就應該和人權問題、核不擴散問題等等聯絡起來。我當時就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如果我們把任何中美之間的經濟問題都跟人權、核不擴散問題聯絡起來，如果把任何經濟問題都跟這些政治問題聯絡在一起的話，那中美兩國就沒辦法發展友好合作關係了。農業方面的談判，關於TCK小麥問題、柑橘問題、肉類檢疫問題，中國都做了充分的讓步。美國方面認為，在這方面中美完全可以達成協議。那我就建議是不是可以把農業方面的協議公佈於眾，取得大家的擁護，這樣我們就可以更好地來談其他問題。當然，我也講了，這個協議的公佈並不是說整個WTO一攬子協議達成了，它要等到一攬子協議達成以後才能夠生效。但是現在公佈有助於改善這個氣氛，同時促進其他協議的達成。可是美國方面就是不同意，說“It’s　impossible（這是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到美國去還能夠做什麼，還有什麼意義呢？中方反覆地考慮，還是為了中美兩國關係的大局。美國是個超級大國，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我們兩個國家友好合作關係的發展，是會影響到世界和平和國際合作的格局的。因此，江澤民主席和中國的領導層還是決定讓我到美國去。這次我應克林頓總統的邀請訪美，是希望做一次努力，來溝通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意見，並對某些問題進行探討，看一看我們能不能想辦法把中美友好合作關係的大局繼續推向前進。

康比德：是不是說，在你訪問美國期間是不可能就WTO問題達成一致的？你剛才說不可能，是不是指不可能達成協議的意思？

朱鎔基：我剛才講“It’s　impossible”，是指我提議先行公佈一部分已經達成一致的協議，但是美國方面說“It’s　impossible”，不是我們講“It’s　impossible”。

康比德：希望你再給我們詳細講解一下已經達成協議的內容，我們願意把你的話告知美國的企業界，讓他們瞭解美中在哪些方面達成了一致。

朱鎔基：那巴爾舍夫斯基就會變得更加強硬了。我想，我這次訪問不會很輕鬆。中國有句話叫做“兩面不討好”。一方面是一些美國人不歡迎我，另一方面是一些中國人不要我去，所以我想，我的任務是very　difficult　job（困難重重的工作）。

康比德：還有10個到20個問題想問你，不知道合適不合適？

朱鎔基：我下面還要接受一個採訪，加拿大《環球郵報》的。

康比德：你認為美國的商業界、企業界是支援改善美中關係的，但事實上，對華的外來投資在減少，這是不是實情？如果是的話，原因是什麼？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改變這種情況？

朱鎔基：實際上，外國當然包括美國對中國的投資，每年都在增加，去年就比前年有所增加。你剛才說，外國在中國的投資在減少，完全不是這樣。去年，外國在中國的直接投資是459億美元，超過了前年450億美元的水平。今年1到2月份比去年同期略有減少，但僅僅一兩個月的時間是看不出問題的。我們預計，今年進入中國的投資會有更多的增加，因為現在很明顯，中國的投資環境比東南亞的某些國家要強得多，特別是在我們實行了剛才我講的諸多領域的開放，尤其是電信產業方面的開放以後，外國的投資更會大量地進入。

康比德：想問你一個頗具哲學色彩的問題。中國目前不斷加深的經濟自由化，是否不可避免地帶來了政治上多元化的增強？或者說，政治多元化是推進經濟自由化並使之取得成功的一個前提。你對這二者間的關係怎麼看？

朱鎔基：政治和經濟是互相作用的，當然，經濟決定政治的走向，政治對經濟也有它的反作用。問題在於我們兩個人對於所謂“經濟自t由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含義怎麼理解，那是另一回事。第20節：接受美國《華爾街日報》發行人康比德夫婦採訪（3）

康比德：你剛才也提到，克林頓總統和江澤民主席曾經共同確立了一個目標，就是美中之間要朝著一種建設性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前進。但是有人認為，目前兩國距離這種關係實際上還很遠。那麼，除了世貿組織的問題，你是不是認為還有其他的一些更為具體的問題？在這些問題上，美國會採取某種做法，使我們這種所謂的建設性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得以實現。

朱鎔基：從中國方面來講，我們仍然而且始終恪守江澤民主席和克林頓總統所要致力於建立的這種建設性戰略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