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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改變呢？記者復問。

饒先生說：季老倡導“天人合一”，我更進一步，提出一個新概念“天人互益”。一切的事業，要從益人而不是損人的原則出發和歸宿。我提“天人互益”，是以《易經》“益卦”為理論根據的。馬王堆《易》卦的排列，以《益卦》作為最後一卦，結束全域性。這與今本《周易》以“既濟”、“未濟”二卦作結不同，而異曲同工。《益卦》初九爻辭說：“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上九的爻辭說：“立心勿恆，兇。”我們如果要大展鴻猷，不是光說說而已，而是要展開“大作為”，或許可以達到像蘇軾所說的“天人爭挽留”的境界。要向從古人文化裡學習智慧。不要“天人互害”，而要造成“天人互益”的環境，朝“天人互惠”方向努力才是人間正道。

我不想對這段對話，橫加一些我的幼稚意見。只是想對饒先生提及的“人性”問題，表述一下我自己的態度。

饒先生說“人性本惡”，顯然饒先生像許多大思想一樣，是“性本惡”論者，這當然自有他自己的深厚的哲學理論作依據。正好相反，我是個“性本善”論者，我始終信仰人性本真善。

我相信人的一生就是一段走向“迴歸”的過程，赤子降生後，就會立刻開始踏上一段“塵途”，他必須不斷努力修養德操，做溯流的“迴歸”之遊，才能解除心靈上的疲累、壓力和困迷。世間不是沒有完美的人性，而是沒有完美的人：負罪的人是迷路的人，悲觀的人是懶惰的人，無愧的人是努力的人。因此，人與人的差距，就是人與人在“迴歸”人性上的差距，也可以說，人和人在迴歸人性上的差距，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差距。根本和富貴貧賤之類的沾不上關係。

我覺得人性的“本善”或“本惡”思想，不應該做為一種批判、攻擊、沽名釣譽或莫與己關的狀態而存在。我是把“性善論”當做一種觀察世界、觀察自我，發現世界、發現自我的方法來使用的，它可以在任何艱澀困苦的時候，帶給人堅強和希望，溫暖與智慧。也就是說我不能用邏輯或某些證據什麼的用數學或物理之類的方法來證明這種“善”的存在，只能用我自己的生命去不斷實踐、感悟和受惠。這是我的信仰。

疏仲翁教子“知足不辱”

西漢時的某一天，壯麗的長安東都門外，聚集了很多達官名士，光駟馬高車就數百輛，酒饌之香更是漫延數里之遙，當然，這其中更是少不了成千上萬圍觀的平民百姓。這陣仗，既不是迎接大將軍凱旋而歸，也不是哪位得寵的諸侯離京歸國，而是為兩位致仕的大夫餞行。這兩位大夫就是疏仲翁和疏受，二人一叔一侄，望著他們漸漸離去的車塵，有人為之泣下，也有人為之太息，人群中不時傳出這樣的感嘆：真是兩位賢明的大夫啊！

疏公名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今山東蒼山縣）人，少既好學，精曉《春秋》，初以教授儒學為務，遂致來四方學子。朝廷得知疏公的賢德後，授以博士銜，又遷升為太中大夫。皇太子選立後，被任命為少傅，數月後，又升為太傅。沒過多久，身為太子家令的疏公兄長之子疏受，因為才情高雅而受到漢宣帝的賞識，被擢為太子少傅。這樣疏家就成為了“一門兩傅”的名族，叔侄倆因此受到了舉朝上下的尊敬和羨慕。每次太子上朝的時候，都是疏公作為太傅走在前面，疏受作為少傅隨在身後，滿朝諸大夫觀此莫不交口稱讚。

為發揚和延續大漢王朝外戚秉權的傳統，當時身為太子外祖父的平恩侯許廣漢藉口太子年幼，向皇帝建議派自己的弟弟中郎將許舜武裝保護東宮。皇帝心意未決，遂問疏公之意如何，疏公說：“太子身為一國儲君，應該一視同仁去親近天下的英豪，而不應只和外戚許家親近。況且太子自有太傅和少傅侍奉，歷來禮制如此，如今已經做到完備了。倘若再令中郎將來守護東宮，未免顯得過於小氣，並不能增加太子的美德廣示給天下萬民。”皇帝深以為然。從此對疏公更加的器重，時常施以賞賜。

供職於東宮五年後，太子已經滿十二歲，並已精通《論語》和《孝敬》等書。有一天，疏公對侄兒疏受說：“我聽說‘知道滿足的人就不會遭受恥辱’‘知道適可而止的人才不會遭受危險’，‘功成身退，才符合天道’。如今官至二千石，功成名就，現在還不走的話，恐怕將來要後悔，我們父子倆不如趁此榮耀之時辭官歸鄉，安心的怡養天年，豈不美哉？”侄兒疏受叩頭道：“就照叔父說的做吧。”於是叔侄倆人遂向朝廷遞上“辭呈”，並得到朝廷准許，皇帝還特別賞賜他們二十斤黃金，太子也賞賜了五十斤黃金。

疏公回到家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