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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用仁義教導我，用道德來規勸我的，受到最高的賞賜；那些用行動來輔佐我，終於助我成功的人，受到次一等賞賜；那些不吝生命，為我浴血拼殺的人，受到再次一等的賞賜。像那些只是用自己的勞力來幫助我而不能匡正我錯誤和缺點的人，受最末等的賞賜。所以行過三賞之後，才輪到你。”晉國士民聽到這件事後，都無比歡悅。

趙鞅，史稱趙簡子，奠定了“三家分晉”有其一的基礎。其子毋恤，即趙襄子，乃趙國第一代國君。簡子時，晉已名存實亡，趙、魏、韓、知伯四權卿，已儼如諸侯。簡子有臣名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政，未嘗有悅色，大夫皆請罪。簡子感慨道：“你們都沒有罪過。我聽說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如今滿朝堂只聽見唯唯之聲，再也聽不到像周舍那樣的諤諤之音了。我是因此憂傷啊。”

田因齊，史稱齊威王，戰國時代最有為的霸主之一。一日威望與梁惠王相會田獵，梁惠王問：“大王有什麼好寶貝嗎？”威王說沒有。梁惠王笑了：“像寡人那麼小的一個國家，尚且有前後各綴十顆一寸那麼大寶珠輝照的車十二乘，以您萬乘之國怎麼會沒有寶貝呢？”威王說：“我所當作寶貝的正好和大王不同。我有一個叫檀子的大臣，派他去駐守南城，楚國便不敢東向侵犯，泗上十二國的諸侯都來朝拜。有個叫盼子的，派他鎮守高唐，趙國人就不敢到東邊的黃河裡捕魚。我有個官吏叫黔夫的，派他鎮守徐州，燕國人就到北門祭祀，趙國人就到西門來祭祀，以求神靈保佑不受攻伐，搬家去追隨他的有七千多家。我還有個叫種首的大臣，令他防範捕盜賊，他的治下就路不拾遺。我將憑他們去照耀千里河山，豈僅僅十二乘車馬呢！”

曹操，“可愛的奸雄”，人所共知。董卓為亂後，天下紛起義兵。某日，曹操與袁紹相會，袁紹問道：“如果事情不順利，那麼什麼地方可以憑據啊？”曹操反問：“足下之意如何？”袁紹頗得意的說：“我將南據黃河，北阻燕、代之地，兼有戎狄之眾，南向以爭天下，應該可以成功吧？”曹操不置可否道：“我將倚憑天下志士之才智，御之以道，當無所不可。”

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上述四者，皆可謂一世之雄。其成功固然是盡佔天時，地利，人和，而究其根本，乃在“得道”——尊崇仁義，仰重道德。今雖世異，倘能深鑑，志大者，必能飛龍在天，叱吒風雲；志小者，亦足以如魚得水，暢所嬉遊。可不共勉！

宋太祖怎樣審“御狀”

宋太祖趙匡胤一生有兩件大事為普世所聞：一為“陳橋兵變”，二為“杯酒釋兵權”。而尤以“杯酒釋兵權”為人所樂知，諸將軍雖不至落得“走狗烹”，卻也是“良弓藏”的結局。故道者莫不感嘆“千古事一轍，成王多偽詐”。此處本人不想對此事做何議論，只是想講兩件宋太祖和他手下那些悍將的故事，看看他還會用什麼方式來處理他們君臣上下之間的關係。

有一位叫郭進的大將，時任西山巡檢。某日一人忽向太祖告密，說郭進私通敵寇劉繼元蓄謀起兵反叛。太祖大怒，直罵其誣害忠良，命人把告密者綁了給郭進送去。也許有人會說，既然說告密者是誣告，那宋太祖為什麼不乾脆“咔嚓”了他以彰正義？這是不是很值得玩味？其實這都是出於對“陰謀家”的慣性懷疑，當然不能絕對排除這種揣測，但太祖此做法的另一種意義卻宣示著皇帝對臣子的莫大恩義和信任。且不管告密者所言屬實與否，在五代十國那樣一段道德淪喪的時代，太祖方致力於重整山河而少暇於教化；他告密的動機都不會是出於一片對君父的赤膽忠心，而絕對是源於和郭進的私怨或搞政治投機——利用皇帝猜疑手握重兵將領的普遍心理來大撈一把，或錢或官，都相當有賺頭。因此太祖的所為就更像是一種袍澤兄弟間的義氣，讓人想起《水滸傳》中的石秀，當他確知了楊雄老婆的姦情，綁了讓楊雄自己砍了那“*”，自己卻不必代勞。怎麼說郭進也處在了一種被動的地位——畢竟伴君如伴虎，天威難測。終於給他想到了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來解決這件事。他對告密者說：“如果你能為我取來劉繼元的一個城池或寨子，我不但不殺你，還會代你向朝廷請功，封你個一官半職。”告密者大喜，領命而去。大概過了一年左右的時間，告密者果真騙了敵方的一個城池來降。郭進便具表詳言其事，派人送告密者進京請封。太祖見了告密者，猶挾餘怒道：“膽敢誣害我忠良，只能贖你你一條小命，封賞不給！”太祖又把告密者遣還給了郭進，郭進就又給皇帝上書說：“如果陛下讓臣失信，恐怕以後就沒有人肯協助臣下為朝廷效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