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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回來了，是他自己精心導演了他的失蹤。

一年以後，終於輾轉得知一個令人心悸的訊息：他走了——在經過與命運痛苦的抗爭之後，他從容不迫地去天國與親人團聚了，那裡有他親愛的爸爸、媽媽和姐姐，他們已經等候他很久。

沒有人在他離去前發現任何蛛絲馬跡。

不知道是他掩飾得太好，還是朋友們太粗心。他其實是用心地向所有他認為需要告別的人告別過了，冷靜地安排了自己的後事，像一輪輝煌已盡的寒日，從容隕落，留下滿天殘血。

那一年，我是在5月一個悶熱的日子裡接到他最後一個電話的。像往常一樣，話筒那頭依然是談笑風生：“我要出一趟長差，最近就不能和你聯絡了。”

“去哪兒？多久？”我問。經常奔波的朋友，不會使人感覺到任何反常。

“上海，半年或者更長時間。你託的事我已經交代給同事，你就放心吧。如果我回來，一定給你打電話。”

“一路平安，多保重啊。”我叮嚀了一句，當時正忙，無暇多聊，很快就掛機了。

若知他永無來日，我怎能這樣漫不經心？我一向自詡看人處事入木三分，竟然未察覺到任何異樣；他分明是在向我告別，我如何就沒有絲毫預感？

半年過去了，幾次向認識他的朋友打聽，都說不知去向，突然就覺得凶多吉少。我不禁作了很多猜測：下海？出國？還是遭遇了什麼不測？

又過了幾個月，終於有訊息從不同渠道傳來，斷斷續續地，我以零散的資訊加之聯想，大致拼接出了這一年裡發生的故事。

去年開春，他被查出晚期肝癌，知道來日不多，他不願拖累別人，決定一個人把不幸嚥下。住院前，他先和相知六年的女友斷交，表現出一種義無反顧的絕情，使她相信他不再愛她；接著把姐姐的骨血“小東西”交給她爺爺奶奶，再將唯一的親人——清華畢業的妹妹送到美國，不知不覺就到了5月。

最後和上司長談。他表示“這裡掙錢太少”，說要到南方打拼。遞辭呈，交車鑰匙，還BP機，大步走出工作了十年的單位，然後從容不迫地打回一個傳呼：“我於今夜12點離開北京。如果回來，還會在此效力……”曾花了三個多小時苦口勸留的上司突然驚出一身汗，再打電話過去，已經沒有人接聽。

該安排的都安排了，該交代的都交代了，他覺得自己可以放心地走了，便帶著剩餘的積蓄住進醫院。後來，朋友們在病歷上查到他兩次手術的記錄，據說他經過與病魔的殊死搏鬥，走完了生命的最後歷程。

他就這樣消失了，消失得無影無蹤，消失得令人難以置信。

他對所有的人都說“如果我回來”，他是抱著生的希望走的。

大家都說他太剛強。其實他剛強，也脆弱。一個人吞下所有的痛苦，他是那樣剛強；不忍心讓別人為他難過，他又是那樣脆弱。

他好像從來就是為別人而生的，很小就知道什麼是負重。十六歲那年，當飛行員的父親死於空難，他成了家裡的頂樑柱。以後，母親和姐姐相繼死於癌症，他為她們支起生命中最後一片天空；然後撫養姐姐的遺孤，照顧上學的妹妹，他年過三十，依舊孑然一身。

現在輪到他自己面對死亡，就像一隻蜜蜂，在自己無法釀造生活的時候，他願意悄悄死在外面，不給別人添任何麻煩。

他把不幸深埋在心底，一個人扛起全部苦難，就是這樣一個凜然而殘酷的抉擇，連女友都被瞞得死死的，讓她對他失去信心，以為愛情是那樣不堪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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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從容（2）

因工作關係，我認識他六七年了。他玉樹臨風、劍眉星目，是一個俊朗的小兄弟；他性情隨和，極有人緣，是一個講義氣的好朋友。每當單位有事，呼之即來；工作之外，交往也多起來，漸漸地成為朋友，託他辦事儘管放心。

一次，我求他為一位好友做月老，他多次牽線搭橋，一心玉成，對方略有遲疑，竟然不依不饒，他的古道熱腸，令我感動不已。還有一次，大家結伴出遊，駕車數十公里，一路侃下來，遊玩的情景歷歷在目，在金海湖邊和小販討價還價，在卡拉OK廳狂歌勁舞，天南海北地聊到夜深人靜，妙語連珠，興致酣然。

那次還拍了很多照片，可惜其中竟沒有一張見他的照片，因為他始終把照相機鏡頭對著別人。

不知他怎樣捱過生命中最後的日子。我希望他不是孤獨的，而是有人相扶，我想象，他有一位非一般意義的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