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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娘子軍，多半體格健碩，只有七位男生，其中兩位還是後來的，個個瘦小單薄。

三十多年過去，我們村一干人掙扎了半輩子，沒出一個“人物”，在無數生活軌跡各異，境遇也不盡相同的老知青中，小周無疑是最普通的一個。

小周個兒不高，身體瘦弱，眼睛近視但不肯戴眼鏡，見了熟人快碰上鼻子才認得，說話有點口吃，走路外八字。但他動作敏捷，腦子靈活，幹活兒不惜力，心眼兒極好，且熱情外向，很得我們那幫厲害的女知青的稱讚。

我們插隊的那個村子叫“石窯”，和史鐵生筆下“遙遠的清平彎”差不多。

石窯的知青都是老初一、初二的，沒什麼文化。剛下鄉時知青關係有點像當時的國際形勢，撲朔迷離、錯綜複雜。男生頻生戰事，女生時有口角，男女生之間持續冷戰，偶爾還與當地知青或外村知青引發爭端，後來這種局面因小周的緣故發生了很大的轉變。

下鄉不久，小周收到父親病危的電報，匆匆請假趕赴北京，回來的時候臂上戴了黑紗。他簡單地告訴我們，父親患得是腦溢血，眼看快脫離危險期了，病情卻突然惡化。萬幸的是，他總算見上了父親最後一面。

小周是搭隊裡進城的毛驢車回村的，只見車上大包小包裝得滿滿的。“這小子，把西單商場都馱回來了！”我們聞訊湧進男生住的窯洞，看小周就像一個腳伕，把千辛萬苦從北京揹回來的手提包一一開啟，將我們親愛的父母託他捎來的東西挨個送到大家手上，十幾個知青人人有份。

那天是我們插隊以來最盛大的一個節日。在食品極其匱乏的年代，插隊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人人都像餓死鬼。當時有知青的家庭，父母都會把那些平時捨不得買或憑票供應的稀罕吃的攢著，如芝麻醬、肉鬆、糖果和醬菜等，千方百計帶給他們正長身體卻在鄉下什麼也吃不上的孩子。

我記得那次母親給我帶的是白糖和月餅，貨真價實的一大包，很有些分量。

據說小周在辦完父親的喪事後，跑遍城郊走訪了全組十四個家庭（知青中有一對兄妹和一對姐妹，還有的家已不在北京），見到了每一位惦記著遠行兒女的父母。父母們最擔心的是我們能否吃得飽，農活累不累，會不會被人欺負，甚至能想象家長見了小周就像見到自己孩子一樣的心情，恨不得傾盡所有，多給我們帶些吃的。小周強忍喪父的悲痛，詳細描述了我們在陝北的生活，走進十四家，同樣的彙報就得說十四遍，同樣的囑咐就得聽十四回。就這樣帶著十四家親人的牽掛和重託，小周把裝得瓷瓷實實的五六個大手提包用繩子繫牢，前兩後三地搭在少年人還沒有發育成熟的單薄消瘦的肩上，踉踉蹌蹌地上了西去的列車。從北京坐硬座到西安，從西安乘“悶罐”到銅川，從銅川再乘長途汽車到延安，最後才坐上隊裡的毛驢車。一路上他歷盡艱辛，每次轉車都咬著牙揹著沉重的行李進站、出站，不但沒有人給他搭把手，還要時刻提防東西被人偷或搶了，連個盹也不敢打。實在走不動了，他就解開繩子，把沉重的包倒騰著一步步往前挪。後來我想，家長們當時也是昏了頭，只顧心疼自己的孩子，怎麼就讓一個十七歲的瘦弱男孩幾千里路帶這麼多東西，也沒有想想他怎麼拿得了？

牢牢地記著長輩囑託的小週迴到村裡，自覺地成了村裡的維和部隊，他閃光的品格就在那次探家後逐漸顯示出來，只要是知青集體的事，無論擔水、打柴、種自留地還是進城買糧，他都主動承擔，誰要是和別人有了過節結兒，他都苦口婆心地勸解。我們從此再也沒有發生大戰，直到最後一名知青離村，始終是一個充滿友愛的集體。那種兄弟姐妹般的情誼，一直保持到現在。那時，我們連家裡捎帶來的吃的都要拿出來共享，更沒分過灶，這在當時的知青小組中是很少見的。1970年招工開始後，大家陸續各奔前程，有的參軍，有的當工人，有的上大學，有的病退回北京，先走的人若趕上夏收、秋收，分什麼東西都不拿，全部留給隊友。

同學小周（2）

陝北土地貧瘠，普遍廣種薄收。勞動地點通常離村很遠，有時候要走出7、8裡地。為了不耽誤工夫，天不亮就要下地，兩頓飯都在地裡吃，由半大後生回村“尋飯”。知青“尋飯”的任務常由小周承擔。知青不會做飯，特別是不會伺弄拉風箱的柴火灶，往往是人家的飯都擔到地頭了，我們的火還沒點著；當老鄉捧著黑瓦罐狼吞虎嚥吃完飯心滿意足地抽菸袋時，肚子已餓癟的知青才遠遠看見小周擔著兩個明晃晃的白洋鐵桶，搖搖擺擺地爬上山樑。

兩年後招工開始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