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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不滿十七歲，許多人第一次離家，更沒在外邊過過年。

陝北鄉下過年，一進臘月就忙活起來，掃房、蒸饃、殺豬、磨豆腐，連前帶後差不多得折騰一個多月。大年三十，家家戶戶掛對聯貼窗花，喜氣洋洋、紅紅火火。隊裡照顧知青，過年不用開灶，從除夕夜到正月初五，我們分散在老鄉家吃飯。陝北人好客，尤其是那些家境稍殷實，又有巧婦做炊的農戶，都願意請人到自己窯裡做客。誰想請哪位知青，便打發碎娃（小孩）前去接人，我們候在窯洞裡，像農貿市場上等著買主的大白菜，讓人家挑了往家領。有時幾家爭一個，還得村幹部調解。

陝北的冬天，天寒地凍，來了貴客要坐熱炕頭。村民待客，男人才上炕，女人是要站在下面伺候的，以示對客人的尊敬。有時候客人相邀，實在推不過，女人才側著身兒，半個臀款款兒地跨在炕沿上，但與人相視，便紅了粉面，羞怯怯的。那份柔媚，那份文靜，令我們這些大地方來的女知青相形見絀。

我們遠道而來，被看作貴客，自然要坐炕頭。可惜大家多不會盤腿，無緣坐首席，我仗著腿腳靈便，佔據了炕上最溫暖的好地段，受用主人佈菜添飯，心安理得。

村民過年喝的多是自家釀製的米酒，那酒稠稠的，呈淡琥珀色，一口抿在嘴裡，酸唧唧、甜絲絲的，那醇香綿長的美味，喝一口就忘不了。老鄉說這酒不能多喝，若是醉了，比老白乾還厲害。我不聽勸，過年那幾天，一家家地串門子，一碗碗地喝下去，喝得半醒半醉，就品出了各家婆姨的巧與拙。米酒釀得好的，油饃必炸得好，扁食（餃子）也必捏得好。這樣的婆姨，模樣多半兒俊俏可人。

那時我們知青不分男女，一律藍制服，黑棉鞋，往那兒一站，像個糧食樁子，上下一邊兒粗，沒有任何美妙而言。而陝北女子卻亮麗得多，雖說生活貧困，但女孩總有一件見人的衣裳，她們穿紅著綠，剪裁精巧的中式小襖，把個窈窕的小腰身勾勒得曲線玲瓏，俏麗無比，走在崎嶇的小路上，越發顯得嫋嫋婷婷，美不勝收。

說到陝北女子，自古有口皆碑。米脂桃花水養育的女兒自不必說，單是延安，也是美女如雲。常年勞作的辛苦掩蓋不住青春的活力，村裡的未婚女子和年輕婆姨，一樣的黛眉粉面，一樣的明眸顧盼，一樣的嬌憨嫵媚，一樣的婀娜多情。她們那來自天地之間的靈秀和來自山水田園的淳樸，是一種絕非城市水泥院牆裡製造得出來的美麗。

那時候陝北還很窮，村裡人一年裡總要有幾個月吃糠咽菜。然而，貧困似乎不能泯滅人們生活的希望，也沒有壓抑人們過年的情致，當地人講究過“富”年，過一個年窮半年也情願。

三十晚上，全村人聚集在場院上，敲起鑼鼓，響起鞭炮。村裡那位遠近聞名的“傘頭”，帶著一群青年男女踩著越敲越緊的鑼鼓點，走起了“場子”。複雜的隊形和流暢的行進令我們歎為觀止，老鄉拉我們加入，隊伍立刻被攪得亂了陣腳，不知誰踩了誰的腳，誰撞了誰的腰。就這樣和老鄉一起整整鬧騰了一宿。那燈火通明、人聲鼎沸的一夜，使我們忘記了寒冷，忘記了煩惱，忘記了對親人的思念，心中只有一個想頭，歡歡喜喜過個年！

其實那個年並沒有過出什麼“革命”味兒，卻是我經歷的最難忘的大年。以至於在幾十年後想起來，覺得喧騰的鑼鼓依然餘音縈繞，醇厚的米酒依然餘香誘人！

那是一個我今生今世再也無緣親歷的真正意義上的過大年！

回延安（1）

“幾回迴夢裡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賀敬之詩中的意境，徘徊心中已久，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對延安的嚮往與思念，一天比一天深切。

十八歲離開延安被招工到西安，一別就是三十年。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當我搭上落實政策的末班車，回到北京時，已經年屆不惑。

臨行前最大的願望就是想回延安看看。結果轉戶口、訂集裝箱、打包行李，恨不能多生出兩隻手，哪有故地重遊的閒暇？

動身那天細雨霏霏，離別之情油然而生。送行的都是異鄉結交的摯友，隔著朦朧的車窗，看不出他們臉上流的是雨還是淚。

客居西北二十四年，回北京的第一個感覺就是這個城市已經拋棄了我。

首先是沒有工作，偌大的京城，竟找不到一隻可端的飯碗；換句話說，沒有哪個單位願意把職位提供給我這個既無像樣文憑，又無技術專長的“大齡青年”——據說聯合國衛生組織把青年的界限劃定在四十五週歲以下；其次，觀念和習慣已和當代北京人相去甚遠：不會過馬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