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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十四五歲時,我在那裡度過了一段“痛並快樂”的時光,留下終生難忘的記憶。
我要尋找的白潔凌,奔兒頭,圓臉,有一個和她長相貼切的外號:白貓。她是我在“鷹擊長空”最早熟識的朋友,一個相當活躍的人物,因此我堅信,只要找到她,就能找到所有的人,好比長白山上的桔梗,只要找到一兩顆,就能挖出一大籮。
那年我剛從外地調回北京不久,每當走到當年宣傳隊活動地點少年科技站附近時,就會想:不知白潔凌和那些隊友們在哪兒?
釋出網上資訊後,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個電話。拿起話筒,對方讓我猜猜他是誰,我猜不出來,但知道肯定是老朋友。
“我是林東啊!還記得嗎?”電話那頭的聲音似乎很遙遠。
“林東?記得,當然記得!”我大喜過望;在辦公室裡旁若無人地喊道。原來,這位當年宣傳隊的重要人物之一,現在是一所外國語學校的教師。很巧,我的一位中學同學是他的學生家長,一次閒談中,無意夾帶出我,於是接上了關係。
我想,因特網還不如人網,網上尋人,我只收到一封來路不明的郵件,莫名其妙地說“你知道我在等你嗎?”天知道是誰,又在哪裡等我!而茫茫人海中,不知怎麼就能碰上熟人或熟人的熟人。銷聲匿跡多年、我以為再也無處尋覓的林東就這樣忽然從天而降,應了那句“踏破鐵鞋無覓處,來得全不費工夫”的老話。
為什麼我們當年有幸相識?如今又再度邂逅?大千社會中的每一個人能編織出怎樣的人際關係網,全憑一個緣字啊!
“文革”期間,我是因為背了家庭出身的包袱,沒有資格參加“紅衛兵”,又不甘心寂寞才參加宣傳隊的。在我印象中,“鷹擊長空”就像一個鐵打的營盤,隊員們像流水的兵,在它存在的兩年中,始終保持著一支三十至四十人的隊伍,成員大的二十上下,小的十四五歲,全是在校中學生,後來被稱做老三屆的那一茬人。
當年,我們這些來自不同學校、不同年級、不同家庭的不同性別、不同秉性的少年,在隊裡朝夕相處,儘管許多人家被抄、父母被關押,但我們嚥下痛苦和煩惱,每日排練、演出,閒時打鬧嬉戲,總算有了一個安身之處。
那時候我們最喜歡互賜外號;拉手風琴的鄭國安被稱為“兔子”,這本與我無干,卻一直代她受過。附近的小孩不知為何認我為“兔”,每當宣傳隊外出,一群小人兒便衝我大喊:“小白兔,咧咧咧,前邊打鼓是你爹……”。我蒙冤受屈倒也罷了,帶累老爹不明不白遭株連,真兔子倒逍遙法外,令我耿耿於懷。這件“冤”案後來還成了歷史遺留問題,我插隊多年後,一次回北京,偶爾路過宣傳隊駐地西城少年科技站,被兩個小夥子認出,交頭接耳議論:“這不是小白兔嗎?“鷹擊長空”的!”難為他們已經長得人高馬大,竟還記得我。
林東外號“豬頭”,雖說不雅,但他宰相肚裡能撐船,既然大夥兒盛情贈予,也就笑納了。而我則小肚雞腸,對蔑稱堅決抵制。這裡又有一樁“冤案”。老大哥劉百操由於練過擊劍,腿腳敏捷號稱“雞腿兒”,兼名“土鱉”。一次開玩笑,被他設了一個套裝進去,不留神得名“小土”,此乃劉兄智慧,也該著我搬起石頭砸自家腳。
宣傳隊幾十名隊員,從初一到高三都有,皆是各校文藝精英,幾乎人人都有絕活兒,課餘時間大多在少年宮或者少年體校操練過,總體趨勢陽勝陰衰。最有趣的是隊幹部們每人一段號譜,叫誰就吹誰的譜,招之即來,絕對高效的通訊手段。鼎盛時期,另有一支遊擊軍加盟,兩路人馬會師,實力大增,不久又被“首都中學紅代會”招安,那段時間新節目層出不窮,演出頻繁;使得“鷹擊長空”聲名鵲起,很是輝煌了些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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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鷹擊長空(2)
我進隊大約在1967年春天,一次我跟同學高建華、趙淑琴到科技站去玩,對宣傳隊一見鍾情,經二人引薦加盟。不久她倆不知何故淡出,我因喜歡那種張弛無序,半軍事化半散漫的生活,便獨自留下。其實我並不會,也不喜歡錶演,只是練過體操,能翻高而飄的跟頭,很能唬人,雖然我在隊裡大有濫竽之嫌,人緣卻混得不錯。
“鷹擊長空”是我的學校。在我以初中一年級文化程度失學後,無時無刻不從王明、王儀寧和劉百操等令我景仰和羨慕的高中生身上,學習、模仿和汲取文華營養。那段不長的歲月,勝讀書十年,使我獲益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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