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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一、兩名優秀畢業生吧，否則教學水平跟不上。陳教授在給他上課後說：還要我們派高材生麼？你們自己的學生就很好啊，他一定能成為一名優秀的小提琴教師。名家的鼓勵大長了他的志氣，從此更加努力，琴藝進一步提高。

一個意外事件中斷了他的學業，那就是中國發生了文化大革命。學校停課，校園變成了恐怖的“紅海洋”，許多同學突然當上“紅衛兵”。他對造反不感興趣，一心只想拉琴，被批判為走“白專道路”。後來形勢嚴峻，校園裡連一個可供練琴的角落都找不到。無可奈何中，他想到陳又新教授。上海肯定也停課了，如果陳教授賦閒在家，不是正好可以跟他學琴嗎？主意已定，他揹著心愛的琴登上東去的列車。正是“革命大串聯”期間，學生上火車不買票，使這位發愁路費的窮學生喜出望外。車廂裡擠得如同沙丁魚罐頭，鐵路邊到處武鬥，一派混亂，火車走走停停，總算到了上海。他迫不及待地趕到汾陽路上海音樂學院，不曾想這裡的火藥味比西安更濃，當他找到管絃系辦公室，向人打聽陳教授的時候，人家像看外星人一樣盯著他說：“你是真不知道還是裝不知道？陳又新自殺了！”天啊！他怎麼也沒有想到結果會這樣。這訊息猶如當頭一棒，他一下子無力地癱坐在樓前的臺階上。

帶著失望和痛苦回到西安，他決定自己當自己的老師，每天照樣讀書，練琴。好在別人或熱衷“革命”，或趁機逍遙，很少有人管他的閒事。為了怕被人批判為“封資修”，他在宿舍裡掛上厚厚的簾子，為小提琴加上弱音器，行蹤謹慎地偷偷練琴，直到畢業分配。

從接受“再教育”的農場回到學校，他被分配到歌舞劇院樂隊。後來他和一位附中的小校友、全音樂學院容貌最美麗、身材最窈窕、嗓音最甜潤的女同學結了婚，妻子當時是歌舞劇院的報幕員兼合唱隊員。

那時候舞臺上只有八個“樣板戲”，樂隊除了伴奏沒有任何演出。他捨不得丟掉好不容易練成的功夫，就利用沒有演出的時間玩命練琴，同時也藉以宣洩心中的苦悶。他們住的是筒子樓，白天他要照顧患乳腺炎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女兒；晚上怕影響鄰居休息，根本無法練琴，他便發明了一種方法，右手不運弓，左手在琴上做手指練習和換把練習。每當夜幕降臨，整個筒子樓寂靜無聲，他便守著熟睡的妻女，半夜、半夜地無聲苦練。後來練就了爐火純青的左手技術，這也是他左手始終比右手技術更好的原因。

隨著環境的逐漸寬鬆，樂隊除了為舞臺劇伴奏，也逐漸上演一些曲目。他十分珍惜作為獨奏演員的一切演出機會。他演奏的曲目非常廣泛，幾乎包括了當時國內音樂會上可以上演的所有的小提琴樂曲。

音樂學院恢復招生後，由於師資奇缺，他被校長動員回母校任教。小提琴被公認是世界上最難學的樂器，而他給學生上課，從來不說一個“難”字。他對小提琴的熱愛幾乎達到偏執的地步，他認為從事音樂是人生最好的選擇，小提琴是世界上最絕妙的樂器。他還堅信，能學會小提琴的人可以問鼎世界上任何複雜的學問和技能，非聰明過人者絕學不成小提琴。他熟悉從附中、大學到研究生階段的所有課程，他上課有一絕，無論哪個年級的學生，無論演奏什麼樂曲，無論從哪一句開始，他拿起琴就示範，從來不看譜子，弓法、指法準確無誤，表情記號爛熟心中。

作為青年教師，他被特邀為學生交響樂隊首席，為了教學需要，他和幾位年輕教師組成了一個四重奏團。正是這個四重奏團，使他獲得一個極好的留學機會。

八十年代以來，學校經常邀請國外音樂家訪問、講學。1984年，美國密歇根州大學音樂學院管絃系主任瓦特。福得爾教授率領一個三重奏團來到西安。一個偶然的機會，教授聽了他們的四重奏排練，這位金髮碧眼的美國人怎麼也沒想到，在遙遠的中國西北，在一個經濟落後的內陸城市，在與西方完全不同的生活環境中，居然有一群獻身藝術的年輕人，兢兢業業地學習和傳授西方古典音樂，摯愛並以此為生；尤其令他驚訝的是，這些從來沒有到過西方國家的青年竟有著讓人不可思議的才華和演奏水平。教授大為感動，決定為他們爭取一個機會，邀請他們作為訪問學者赴美進修、演出。就這樣，他在接近不惑之年的時候，飛越大洋來到美國北部城市蘭辛。

一個人的故事（3）

在美期間，他們的四重奏團每月參加兩個樂隊四場音樂會的排練和演出，在當地產生了很大的反響。《蘭辛日報》發表了題為“羅斯特洛波維奇和四個西安人”的文章（當時恰好老羅也在蘭辛演出），熱情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