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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電報，萬難奏功。非山西本省人身任其事，親往主持，糾葛愈深，內部意見日興，勢將成最難解決之勢。現旅滬山西同鄉會要求速派專員赴晉：一、與袁得直接交涉，要求撤兵；二、得親入山西內部調和意見，以定都督所歸。俾無相爭執，得以和平解決，實為急要。祈先生極力主持，從速派遣，不勝翹企待命之至。……旅滬晉人成鹹欲以狄樓海為宣慰使，未知尊以為如何？

狄樓海受命為宣慰使後，提出七條意見，分電閻錫山、李盛鐸、山西諮議局和國民公會，以及各報館，認為只要採納實行，他赴晉不赴晉，問題都可以解決。這七條意見是：

一、公懇閻都督顧全大局，力任其難，毋固言辭職；

二、安插未撤駐兵，取消河東軍政分府，以定統一機關；

三、消滅諮議局。取簡單方法，組織臨時省議會，以一代表民意機關；

四、分撥兵械於各地方，以資鎮懾；

五、調和舊日意見，急收各屬人望，以期一致進行；

六、確定地方官吏，免致觀望，以期政令易行；

七、速設講演團，以期共和知識普遍人民。

對於以上意見，閻錫山十分贊同。他立即覆電狄樓海：“政府愛晉，簡君宣慰使，且感旦喜。條示政見，具見我公關懷桑梓，顧全大局。惟山一節，則自審才力薄弱，絕不敢肩此重寄；只以接替無人，未便遽行脫卸，切盼尊駕速旋，極力主持，倘三晉同胞早離水火，實受公賜。”

閻錫山不斷提出辭卸，實際是一種謙讓的表面辭藻。自轉綏包以來，他曾向周維藩、孔庚提出辭稱。如果說那時的辭稱，是為了自請棄職，緩解清軍進攻山西的勢頭的話，那麼，在回到忻州後一連向清朝遜官李盛鐸、革命黨人狄樓海提出辭呈，則是別有目的的。在經歷了包綏的艱辛轉戰和袁世凱作梗不讓他回省握柄之後，他更認為實力是決定一切的。南北雖然議和，但在北方，實力仍操在袁世凱手上，作為華北戰略重地的山西，袁世凱是不會輕易放手的。閻用“變通”的思維分析，深知不取得袁世凱的信任，是無法在山西立足的。他向袁的信任者李盛鐸的辭呈，實際上也是向袁世凱投出的“橄欖枝”。希圖透過李向袁表明，他無心率領民軍與袁作對。至於他向狄樓海提出的辭呈，只不過是想以此推動狄樓海繼續為他爭得政治地位而已。從他此後曾接受別人建議，敦請在鄉閒居的董崇仁赴京在袁世凱面前說項一事，也可看出，他並不是真心實意想放棄都督權位，拱手讓與他人的。　電子書　分享網站

一、還鄉視事　多方折衝（2）

董崇仁，字子安，定襄人。其父清末在皇宮包攬工程，因緣時會，得以結識袁世凱，崇仁遂拜袁為師，躋身官府（具體職務不詳，電報中有稱董為觀察的，有稱董為道員的）。1897年山西商務局與英國福公司簽訂採礦條約，將山西礦權出賣後，盛宣懷、袁世凱見有利可圖，遂由盛、袁（北洋）及山西各出銀十萬兩，以維護礦權為名，成立同濟公司。袁世凱即派董崇仁為同濟公司負責人。　山西各界開展爭礦運動後，福公司又與同濟公司勾結，擬合辦山西礦務。最後在山西人民的反對下，同歸失敗。閻發現董可以與袁接近，遂請董赴京一行，轉達他對袁的擁護和忠順。

另外，閻又乘定都問題，藉機向袁輸誠，以表示他與革命黨人已不相為伍。當時，在確定建都地點問題上，革命黨人與袁世凱有著尖銳的分歧。革命黨人主張建都南京，因為南方革命力量較強，群眾基礎較好，因此孫中山在辭職諮文中提出的三個附加條件，有一條便是“臨時政府設於南京”。他一再強調說：“惟臨時政府地點，仍須設立南京。南京是民國開基，長此建都，好作永久紀念，不似北京地方，受歷代君主的壓力，害得毫無生氣，此後革故鼎新，當存一番佳境。”而袁世凱則主張建都北京，因為北方是他的老巢，他的北洋軍主要在北方，北京是他個人勢力的中心，他絕不願意離開這個中心，到南京去受約束。他要在北京依靠北洋軍鞏固他竊取到的政權，以便為所欲為。這時，各方面的人物都在表示自己的意見，革命黨人支援孫中山，守舊人物支援袁世凱，陣線是分明的。閻錫山為了討好袁世凱，不失時機地與原清政府在山西的官員李盛鐸、許世英、林學鹹、駱成驤、王大貞、周渤等聯名發表通電，贊同建都地點“以北京為宜”，並進而分析說，“以形勢論，以事實論，以對內對外論，目前自無舍北就南之理”。　這是閻第一次站在不同於革命黨人的立場上發出的宣告。

袁世凱在初步瞭解閻錫山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