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部分(第2/4 頁)

因統治區縮小而減少或停止。因此，晉鈔日益貶值，不僅廣大人民極為不滿，而且閻手下的一些高階軍政人員也致函蔣介石，指控晉鈔“出境不如廢紙，民眾確有不願使用情事，卒以拒用，必遭殺身之禍，用之則有飢斃之虞”，“官兵在物價無止境飛漲之下，陷於無法生活之困境，因食不飽，營養不良，逃者死者，隨日而增，抗戰前途，十分可慮。”

在各方的壓力下，閻錫山於1940年7月底，停止印刷晉鈔。然而，此時已印行7788萬元，　其數額相當於國民黨政府核准500萬元的15倍。

由於晉鈔根本沒有準備金以維持紙幣價格，它的價值缺乏必要的物質保證，一旦大量印行，勢必導致通貨膨脹和金融秩序的紊亂。

為了挽回晉鈔過剩引起的危機，閻錫山被迫下令回收晉鈔，通令各縣把“調整金融，穩定省鈔價格”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他除限制流通在解放區的省鈔回流之外，還請求國民黨政府撥款回收省鈔，但蔣介石未予應允。

當時，閻錫山採取了兩項回收省鈔的應急措施：

（一）田賦折收：以1939、1940兩年欠賦及1940年一部分田賦，每石糧銀折徵抗戰時發行的單元省幣70元、或10元、5元省幣200元。抗戰前發行的“新省幣”（即1932年撤收舊省幣時所發的新省幣）及鐵路銀號發行的紙幣（流通在晉西閻管區的），尚為人民通用者，不分大小，一律按70元折收，墾業、鹽業兩銀號所發行的紙幣按200元折收。

（二）大煙土撤收：1940年秋，甘肅土商以國民政府嚴令限期禁售大煙，已屆期滿，要焚燬其所存的大煙為名，請準甘肅省政府發照，將所存煙土15萬兩，運往山西日偽佔領區銷售。當煙土運至西安，土商認為敵佔區人地生疏，恐被敵偽搶劫，遂找閻錫山的“墾業商行”住西安負責人王天培（曾在綏遠買過甘肅土商的煙土），願將這宗煙土廉價賣給山西，商定每兩法幣12元，分3個月付款。王天培一時拿不定主意，適逢王尊光從四川回前方，路經西安，兩人協商敲定了這宗生意。煙土運回克難坡後，閻錫山靈機一動，何不用此項煙土撤收省鈔？當即決定以每兩煙土300元的價碼撤收省鈔。

此舉頗為有效，以180萬元法幣的煙土，順利回收省鈔4500萬元。加上田賦折收，閻錫山共回收省鈔6000餘萬元（由隨部辦事處裝箱儲存，1944年向吉縣轉移時全部燒燬），基本上穩定了統治區內的金融秩序。所餘1000餘萬元則流落在晉東南、晉西北，分散在解放區人民手裡。

按常規而論，金融秩序的恢復即可告一段落，可是，閻錫山卻另有打算。他於1940年7月，以“為中央統一印製，防止敵偽套換外匯，打擊敵偽經濟侵略”為名，向中央財政部提出“整理晉鈔”方案，建議“最好由中央另行新券，發交本省新組銀行發行，並由中央照法令派員監理之，將原發流行各鈔兌回”。要求在將新舊省鈔分別整理後，如若能給另撥新券5079萬餘元，“即可將原發新舊省鈔，悉數收清”。閻錫山還派代表邱仰浚駐於重慶，專門督催。

二、殫精自固（9）

中央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為此專門覆函致蔣介石，明確指出“現在流通中之晉省四行號鈔票，既系晉省府所發，自應責由該省府負責整理。”所以，“整理晉鈔日前妥善辦法，惟有任其自由流通，而在晉鈔停止發行以後，數額既有一定，市價當可逐漸提高，一面鞏固新銀行所發鈔票信用，以為永久之計”。這樣，閻錫山想透過“整理晉鈔”趁機向國民黨政府索要一筆資金的計劃，付之東流。

抗日爆發後，各路大軍雲集山西，僅山西省用款及墊支中央各軍的軍械彈藥等款項，至1937年10月，已超過1000萬元，無疑給山西的金融週轉造成一定困難。確實需要相當的週轉資金，以維持金融機制的正常運轉。閻錫山在中央准許的情況下，印行部分晉鈔，亦屬正當的金融活動。所失之處是，他不聽國民政府財政部“妥慎發行”500萬元的規定，超額髮行達近8000萬元之巨，人為地造成通貨膨脹。以後他又“亡羊補牢”，回籠紙幣，對穩定閻統區財政經濟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給解放區的金融造成了一定的混亂。閻這一發一收，對他自己來說並不是毫無意義的。實際上，他從中“賺”了相當一筆經費。自從1939年初發行新鈔之後，閻錫山採取“搭配”的辦法，將半數以上的晉鈔作為軍餉、薪資下發，而將中央所發之法幣節存下來，並且，用晉鈔在敵區套購小麥20000石。閻正是透過增發晉鈔，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