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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了革命幹部惠世光，成立了興盛縣第一個基層事業單位革命委員會。興盛的“二月鎮反”也是從尚家泉的丈夫帶公安兵抓陳豔潔、砸紅旗衛生兵開始的。陳豔潔成了興盛第一個被抓的反革命，也是唯一的女反革命。當陳豔潔被剃了個陰陽頭推出來遊街示眾，全縣遊鬥時，所到之處，追堵圍觀，城鄉轟動。平反後，陳豔潔剪了個寸發，像個俊小夥兒，當仁不讓地和軍代表、惠書記組成了興盛縣城關醫院三結合領導小組。吳仁興下了臺；石建華、蕭克武、尚家泉一夥失了勢；童媽媽和一起被斗的老醫生們也不用掃廁所、掃大街了。

童童還是第一次見到二嫂和她們的一對乖兒女。二哥二嫂都是搞冶金研究的；兒子是童家的長孫，故名之曰一鋮，今年8歲。女兒6歲，以春城為名，帶上母姓，叫童寧春。二哥是童家首屈一指的美男子；二嫂是武漢大學教授的掌上明珠，研究院第一大美人。兩個孩子比父母還漂亮。

四姐的兒子5歲了。外甥像舅，膚色面容都有如童童，名曾璞。女兒3歲，名曾瑾。外婆說完全就是四姐小時的靈秀樣。

童童和侄兒女們玩得挺高興，問四姐：“么妹呢？”

“在北京紅衛醫院進修一年，不回來了。”

媽媽叫童童到文廟街市場買菜。四個小傢伙要跟著去。怕市場人多出意外，被大人們好說歹說留在家裡，童童才脫身。

夏理誠家在文廟街市場邊。門口就是魚市，腥臭、潮溼。童童見大門開著，進去看見夏家弟兄正在收拾行裝，說要到北京同仁醫院看眼睛。自小妹出事後，夏理誠視力越來越差，千多度的近視片戴著，還看不清地面。看著他酒瓶底樣起圈圈的鏡片後茫然瞪著的眼睛，童童不加思索地說：“我妹妹在北京紅衛醫院進修。我給你寫張條子帶去。你到北京可以去找她，多少能幫點忙。”

夏理瀚拿出紙筆，給童童寫，突然靈機一動，說：“不要寫了，乾脆你陪他上北京。我就不去了。”

童童沒回答，心想：“我哪來那麼多路費錢哪？”

夏理瀚說：“我有張兩個人到北京的免票，你陪大哥去不是更好嗎？”

原來，夏理瀚在鐵二局幹得挺不錯的。當然，政治條件好是決定性的因素。兩、三年就當上了工段黨支部書記。這張到北京出差的免票，他和工段長已經去過了。他把票上“1967年10月25日——1968年元月1日”的有效期加了一個“3”字，變成“1967年10月25日——1968年元月31日”，就完全夠兩個人再跑一趟北京了。這票本來就是他自己填寫的，無論墨水、筆跡都毫無破綻。再配上蓋有鐵二局大紅印章的出差證明，夏理誠和童無逸冒名頂替，持免票坐火車上北京是輕易不會被人識破的。

童童忙慌慌地買了菜回來，給媽媽和哥姐說他要陪夏理誠上北京看眼病。哥姐們都不好說什麼。媽媽說：“二哥、四姐兩家人，好不容易一齊回來。你就不幫我做飯，陪他們多耍幾天？剛攏屋，板凳都沒坐熱，又要跑，還帶人去給么妹添麻煩！”

童童把小妹慘死，夏理誠眼睛的情況講了一遍，帶著掩飾不住的傷感和同情。

媽媽嘆息道：“還說她條件好，這麼小就工作！那麼沒福氣。造孽啊，造孽啊！”

二哥說：“元月份北京冷得很，多穿點衣服，不要凍病了。”

四姐拿出姐夫的毛衣毛褲給他，又拿出口罩和絨線帽說：“都帶上，鼻子、耳朵就不怕了。”

童童戴上絨帽，在鏡子裡做了個怪象說：“像馬戲小丑！”

簡單地收拾了個挎包，出門說：“一點過的火車，我走了。”

幾個侄兒女圍上來，一一親過，走到院子裡。惠書記戴著頂厚絨軍帽從辦公室出來。童童急中生智，說：“惠書記，我要上北京，跟你換頂帽子！”

惠書記還沒反應過來，童童就取下惠書記的軍帽，把絨線帽給他戴上。惠書記客氣地說：“要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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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童童說著“謝謝”跑遠了，惠書記才取下頭上的絨線帽說：“哪裡來的老頭帽呀？”

當時街上流行搶軍帽，叫“飛帽兒”。誰見誰都搶。

陳豔潔在辦公室裡看到剛才那一幕，笑著喊：“童童！你飛起惠書記的帽兒來了！”

童童笑著揮揮手，跑了。

惠書記笑著問童媽媽：“盧老師，你們哪個還在戴這種帽子？”

四姐指著姐夫說：“他嘛！下鄉，跟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人家是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