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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者為什麼會和一個時代聯絡在一起？

於是，我們請安哥給我們講故事，他講的故事雖然零碎而不完整，粗糙而不精緻，有點雞毛蒜皮和囉嗦嘮叨，也並不那麼藝術化和文學化，但正是這種原生態的故事，以其淳樸自然，以其真實生動，以其並非想象的傳奇、情景、細節，深深地吸引了我們打動了我們。

安哥以他那略顯疲憊而仍閃爍著純真的神態，以他那執拗的人本立場和尚未完全褪盡的“貴族”氣質，滔滔不絕地向我們訴說了屬於他自己的悲喜交集的故事，也屬於這個時代的因果相襲的故事。

人生是時代的折射，一個時代的來臨並非偶然。攝影是時間的瞬間，一個瞬間的成功也並非偶然。

是安哥拍出了###時代還是###時代造就了安哥？我想這個答案應該在安哥的半個多世紀的人生經歷中去追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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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哥哥不是吹牛皮（1）

“哥哥不是吹牛皮”這話本來是四川小知青擺龍門陣時的口頭禪，他們的原話是“哥哥牛皮不是吹哩”，像是唱歌一樣，“索索哆哆發索拉西——”。想必是在四川的茶館書場裡，說書人話音剛落，半拍之後，驚堂木就會響起，給整個樂句加上一個高音“哆”，和一個完美的休止符。近年來，這句話在不知不覺間也成了我的口頭禪。

不知不覺我今年已經62歲了，我們這一撥是最後一批“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人了。人們都說人越老，對往事記得越清楚。我講的這些“過去的事情”真的不是吹牛皮。不過，在我們雲南西雙版納，“吹牛”的意思也不光是說大話，它還含有北京話“侃大山”的意思。我是搞紀實攝影的，平時就講究一個“真”字。回想當年雖如夢似幻，卻都是真實的經歷。這麼多跌宕起伏的時代際遇，這麼多像坐過山車一樣揪心的人間悲喜劇，咋就都讓咱碰上了呢。

小時候，大人都叫我安哥，讓我覺得特佔便宜。如今，20多歲的新聞、攝影界同行朋友也都叫我安哥，讓年逾花甲的我仍覺得年輕，心裡也很受用。不過，用廣東話說，我這就叫做：“大不透。”常有同行小朋友問我：“安哥這名字真好聽，你怎麼會叫這個名字呢？”我的小名就叫安哥，我的曾用名叫彭安哥。我兩個弟弟叫安弟和安末。現在，安哥成了我的筆名了，我身份證的名字叫彭振戈。

1957年我曾代表“祖國的花朵”給來華訪問的越南的胡志明主席獻過花。本來，我還有可能被選上在國慶節上天安門給毛主席獻花的。可是，第二年，我的爸爸和媽媽被打成“右傾”和“右派”，被送去海南島興隆華僑農場勞動改造。於是，我11歲就成了一家之長，飽嘗社會的炎涼。

上中學的時候，我一直到18歲上高二了還入不了共青團，理由十分充分：就是因為沒有和曾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三反分子”的“摘帽右派”的母親劃清界限。於是在全國學雷鋒和學清潔工時傳祥的運動中，我利用節假日和寒暑假到東城區的清潔隊參加了五十多次掏糞勞動，每次一干就是八個小時。哥哥不是吹牛皮，北京東城區幾乎所有的衚衕，我都曾揹著糞桶去掏過大糞。

1966年8月和10月，“###”初起的時候，我分別和兩撥同學以“大串聯”的名義遊歷了全國十來個省的城市和山河。在去內蒙古、甘肅、新疆、陝西和四川的旅程中，我還隨身帶上了一支短竹笛和一架日產PETRI　相機。這兩個物件彷彿在冥冥中為我規劃出人生的軌跡。

1968年2月，我21歲時從北京跟著同學到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東風農場當知青。在那裡，我和來自北京、昆明、上海和四川的知青與雲南的退伍兵、湖南的支邊農民以及現役的“軍管”幹部們相濡以沫地生活工作了七年。1975年，我28歲時“回城”來到了廣州。記得當年離開西雙版納時我一分鐘也不敢多待，甚至連行李都不要了，趕快找了朋友開的卡車，坐在車斗裡裝著的木材上，一路風塵地趕到了昆明。在昆明，我用農場給的路費和行李託運費買了一張飛機票飛到了廣州。當年只惟恐形勢有變害怕走不成。奇怪的是，後來的幾十年裡，我不由自主地逢人就講西雙版納，連做夢都想到西雙版納。可以說，我有著濃厚的西雙版納情結，畢竟，我的“花樣年華”是留在了西雙版納的。　txt小說上傳分享

引子：哥哥不是吹牛皮（2）

我回城到廣州後，先是當了四年工人，1979年我32歲入行當新聞攝影記者，終於幹上了我自己喜歡的工作。開始時我被安排到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