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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練武。我近前跟老武術家說：我也想學，他說可以，每個月要交3塊錢。

那時我媽已摘了“右派帽子”，我爸也重回北京工作。他們雖然都被降了兩級，但我爸的工資還有近200元，我媽也有100多元，我家的收入還是比普通人家要多很多。所以，我跟他們說要練武術，我爸很支援。安弟聽說了也要去，於是每天早晨，我就騎車帶著安弟一起去練武。雖然一個月才學了七八個動作，十分單調，但我已經感覺到渾身很有勁。早上練完以後去上學，不知不覺腳踏車被我騎得飛快，被北新橋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喝令後，我才猛醒、減速……後來我才知道，教我的老武術家是中國八極拳有名的拳師，叫陳子江。我學了三四個月以後，因為初三年級功課越來越緊，就沒有再去學了。

我的同學陳國俊，比我矮一點，胖乎乎的，在南小街住，離我家挺近。他們院子裡也有一幫小朋友，我經常跟他們一起玩，小朋友給他起的外號叫“花臉”，因為他小時候也愛哭，臉上常被淚水和泥抹成了花臉。在課間休息時，我們常在學校沙坑裡摔跤。

初三的語文課老師是王廣成先生，他是個很幽默的人。有一次，我們在體操墊子上比著翻跟斗。王先生正好抱著講義路過，他見我們玩得挺熱鬧，就把講義往地下一放，躺在墊子上來了個漂亮的“鯉魚打挺”，穩穩地站住以後，臉上還做了個挑戰的表情。我們給他大聲叫好之後，也紛紛躺在墊子上模仿他的動作。

以前，我的作文在課堂上經常完不成，要回家寫好了再補交。有一次我在家正為沒寫完的作文發愁時，忽然想到自己學抖空箏的故事：小時候我曾賴在商店裡哭著要我媽買空竹，買回家以後又為抖空箏連飯也不吃；等抖轉了以後，又到院裡去和吳超明大哥哥一起玩的情形。也許是有感而發的吧，結果王先生竟然表揚我寫得很生動，還把我的作文拿到全年級各個班去唸。有同學發現我的結尾段有的句子是從《西遊記》裡抄來的。王先生說：“彭安鴿能借用名著裡的名句，他抄得好！”

第二次作文題目是《一件小事》，我寫了一篇幫同學理髮的真事，又被王先生拿到各班去唸。第三次出的題目是《春雨》之類的，我實在想不出寫什麼好了，就把《一件小事》改頭換面之後交了，沒想到王先生還是當範文在各班上唸了。有同學說我是抄的，王先生又說：“抄得好！你們升高中的考試現在就要做好準備了。到時候不要光靠臨場發揮，最好多預備幾篇好的作文。在考場上就不會慌了……”

⒌　團委書記說：“你不老實”（4）

1963年我的初中畢業考試考得很好，不僅語文、數學得了高分，物理和化學還得了全年級第一：一個98分，一個99分。

但是，升學考試的氣氛很緊張。我語文、政治都考得不錯，我的作文還真的是用《一件小事》改的。可是，數學卻錯了兩道題。我至今記得還很清楚，其中那道大題就是因為畫錯了幾何題的輔助線。我沒有考上五中，但也考上北京很好的中學——第25中學。

王先生知道我沒考上五中，很為我惋惜，他還託我的同學到25中轉告我，讓我把寫童年抖空竹故事的作文抄一份送給他。一天傍晚，我把抄好後的作文送去時，語文教研室的電燈已經亮了，王先生還在加班……

2005年，我回北京找到了靳先生，他告訴我，王先生已經去世了。我很懷念王先生，是他給了我對自己文字的信心。如今我才斗膽客串一回作家，把我60年的生活故事寫出來。

每逢五一、國慶節，我們都在###隊伍的最前列

北京第25中學也是男校，在燈市口大街，地處東四、東單、王府井大街和外交部街的中間，街對面是全國婦聯的辦公樓。它是19世紀外國傳教士創辦的教會學校，以前叫育英中學。校園裡大部分都是老的中式古建築，裡面是一個個大大小小的四合院。學校操場不大，但有排球場和籃球場。禮堂是廟堂式的老建築。

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的兒子和一位大臣的兒子也在我們學校上學。後來還有法國大使館外交官的小孩也在我們學校。親王的兒子好像就是現在的拉那烈親王，他溫和、穩重，臉上常帶著笑容，年齡好像比他們班的同學大，體形和做派都很像他的父親。那位大臣的兒子叫黃班·納立得，個子高高的，很活潑。常見他跟他們班同學一起打籃球。他們互稱外號，隔著老遠就能聽見他們班同學扯著嗓子叫他：“黃班兒——”還常見他們勾肩搭背地打打鬧鬧。

我們三班的班主任叫葉長良，是俄語老師，剛3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