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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氣風發地上路的。

那時中國高等級的公路還很少，而北京的公路都是戰備公路，很寬，路兩邊種著高大的白楊樹，公路上可以跑汽車也允許跑馬車。北京郊區人民公社的大馬車有不少是套著兩三匹高頭大洋馬的。那些大洋馬像雜技團裡的一樣，走起來昂首挺胸，四個像飯盆大的蹄子前後翻飛，喀喀作響，可帥了。我揹著相機，身後還挎了一支氣槍，騎著跟了我五六年的飛鴿牌。路上車少的時候我就大撒把，兩手騰出來吹笛子，那烤藍色的飛鴿牌腳踏車就像長在我腿上一樣。就這樣我一路吹著笛子，騎行了好幾十公里，來到南口山腳下。

⒍　“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8）

我們爬山時已是下午，塞北的風沙迎面吹來，而且越刮越大，車也騎不動了，只好推著車往上爬。爬了很久，卻始終沒見到八達嶺長城。直到天快黑了，也不知道我們究竟離長城還有多遠，最後，還是沒有爬上長城就下來了。看來我們就不是當好漢的料。下山途中，我們找到我的初中同學陳國俊上學的鐵路中專學校，我們就在他那裡住了一晚。與陳國俊久別重逢，他告訴我，他是學電氣機車的，正在等分配。中國只有寶成鐵路有一段電氣化鐵路。他在“大串聯”的時候去看過。那裡已經“積累”了大批大學生和中專生“人才”，他們都無所事事，整天拿著根長棍，在山洞隧道里巡視，把電線上結的冰柱子給捅下來。他對自己的前途憂心忡忡。

1967年，各種各樣的熱鬧我已經看膩了，開始迷上衝洗照片。我到舊貨商店裡掏來凸透鏡、鐵管和木板，用家裡的一個破暖瓶的鐵殼攢了一個放大機；又到東四大街的照相館買相紙的邊角料，那裡還有像到商店打醬油一樣論斤賣的顯影藥和定影藥。沒有放大鏡頭，我就把相機後蓋開啟，把快門用橡皮筋固定在B門，然後把相機固定在放大機上，就可以把照相機的鏡頭當作放大鏡頭用了。就這樣，我在家裡放大在大串聯時照的相片和我們家的老照片。好在我爸有個好習慣，我家的所有底片他都放在一個布袋子裡儲存著。由於北京的氣候乾燥，底片都沒有發黴。我把我從小到大的照片幾乎都挑著放了一遍。我是隨時準備可能分配工作或者去當兵，將要離開家，遠走高飛了，身邊得帶上一本我家的相簿。

自己能放相了以後，我照相的癮頭更大了。有一次，學校組織去天安門廣場夾道歡迎阿爾巴尼亞總理謝胡。我們班在天安門前排好隊以後，帶隊的軍代表見我帶著照相機，就安排我站在最前排。我瞄好了距離，對好了光圈和速度，緊張地等待著。終於，迎賓的車隊來了，同學們都揮舞起了兩國的小國旗。有節奏地歡呼著：“歡——迎！歡迎！熱——烈——歡迎！”我怕旁邊同學的小旗擋了我的鏡頭，於是，我就稍微蹲下一些，從鏡頭裡瞄到天安門廣場中間的國旗正好在背景裡，在貴賓的車經過的瞬間按下了快門。只覺得，在那一瞬間，離我最近的周恩來總理還把手中的毛主席語錄向我揮動了一下。我拍了一張以後，就下意識地跟著車飛跑起來，想再接著拍。只聽得身後有人大吼一聲：“站住！”我嚇得立即停住了腳步。但手中還是不停地對著總理的背影又拍了兩張。第二天，我放出照片以後，拿給同學和僑委大院的小孩兒們看，大家都說我的照片比新華社記者拍得棒。有人還拿來當天的《人民日報》，把那頭版頭條的大照片和我的照片放在一起對比。

⒍　“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9）

後來，我還在“十一”國慶節的夜晚，在天安門廣場拍了放禮花的照片，也挺漂亮的。我自認為是個當攝影記者的料，沒想到12年以後，我還真的當上了國家通訊社的攝影記者。不過，我12年後的攝影觀念與當年已經大不一樣了。

大約在夏天，我莫名其妙就被大家推選當了班裡“復課鬧革命”的領導成員。其實，我只是幫著跑跑龍套。

我們組織過對原班主任的批判會。我們高三的同學已經20歲了，不會像低年級同學那樣動粗。雖然我們開會前還仔細準備了提綱，但是，會還是開得時斷時續。冷場時，有同學猛敲驚堂木，把大家都嚇了一跳。

有一個叫劉建南的同學，他是我們班上長得最帥的，高鼻樑、大眼睛、白面板，像個外國人。他的父母都是老教師。“###”前，他每次到我家，一進門，見我父親就是一個直角的大鞠躬，大聲叫：“伯父好！”然後又對著我母親一個大鞠躬，叫：“伯母好！”在大院裡，我們都管長輩叫叔叔阿姨的，我媽就說，“哎呀，這孩子真懂禮貌。”我們倆還一起練過雙槓、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