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第3/4 頁)

我被陷進泥沼裡，費了好大勁兒才掙扎出來。好在糞撒得不多，只是泥水和著糞水糊過了膝蓋。我們一起幹活的時候很聊得來，他講部隊和農場的往事，我講外面“###”的事情。老李是個悲觀主義者，他曾經對到他家做客的女同學說：“我們的今天，就是你們的明天。”這在同學中間引起熱烈的討論。老李還對我說：“你們這些北京知青是遲早要回去的。”……我們聊得忘情的時候，只聽老王在隔著老遠的苗圃旁，或是挖水渠的地方大聲咳一聲。我們立刻就閉嘴，埋頭繼續挖地。我們真的不是想偷懶。

每一茬菜收完以後，地就要翻一遍，把地面的雜草和菜根都壓在土裡。一開始，我翻過的地回頭一看，又被我踩平了。經老王指點，我把練武術的架勢拿出來，腳下生根，待周圍的地都翻好了，才向前邁一步。

在菜地，育苗的工作是技術活，都是老王來做。他從不放心讓我們做。有一天，他要到大勐龍街上去辦事，就交代我給苗床淋水。苗床在水渠邊，上邊支著半尺高的棚子，用草排蓋著遮陽。我的工作就是用草排沾著渠裡的水從上面輕輕地淋下去。我淋一會兒就伏下身子看看棚子裡，只見裡面像下小雨一樣，淅淅瀝瀝地，真好玩。於是我就上上下下地淋……上午一次，下午一次。第二天，我一進菜地，只見老王愁眉苦臉地蹲在苗床邊。苗床上的草排已掀開了，小菜苗都東倒西歪地蔫了。老王不無埋怨地說：“都是你，把菜苗都給我澆死嗒。”

老王在田間地頭和山坡上種了許多木瓜。木瓜結果以後，他經常在我們休息的時候，不知從哪裡摸出一個已經捂熟了的大木瓜來，三個人分著吃。我們的木瓜的種子是從景洪的熱帶作物研究所弄來的，品種特別好，吃起來可香、可甜了。等他捂熟的木瓜多了的時候，我們就挑去飯堂，給大家當飯後果。老王捂木瓜的地方是不告訴外人的，但他說只有一個知青發現了這個秘密，經常來偷吃。

放工的時候，有時同學們從山裡扛著鋤頭往我們菜地邊的小路走來，女生林兵和葛安霞唱著二重唱。歌聲在山谷中迴盪，格外悅耳，那歌是大型歌舞《東方紅》裡的《五彩雲霞》，至今難忘。

菜園裡還有一個難忘的景象就是：每當烈日當頭，我中午挑糞到菜地，都會見到糞池上密密麻麻地落滿了五彩繽紛的蝴蝶。它們大小不一，花紋各異，翅膀呼扇呼扇的，它們不時還上下翻飛，翩翩起舞，那景象比任何蝴蝶博物館裡的展覽可漂亮得多了。我曾經抓了兩隻巴掌大的色彩斑斕的蝴蝶做成標本，放在信封裡寄給我媽媽。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5）

在西雙版納我經常寫信給我媽和我爸。我媽每次都及時給我回信。我們的信都很長。信裡的媽媽從來不發脾氣，政策水平很高，而且慈祥、溫柔。我媽的字特漂亮，信封上總貼著新近發行的紀念郵票。有毛主席詩詞的，有毛主席和###檢閱紅衛兵的……我至今仍保留著幾十封這樣的信。後來，我回北京探親的時候，當我問起我媽媽，我給他們寫的信是否還在時，她說：因為怕被抄家，她把家裡存的信和祖傳的幾十個黃綾子奏摺等東西都燒了；連大衣櫃門上浮雕的飛天巨龍也讓我弟弟用刨子推掉，用黑漆塗上了；我姥爺留下來的綠色鯊魚皮刀殼、帶一雙象牙筷子的蒙古腰刀，被“處理”掉了；我奶奶從新加坡寄來的餅乾鐵盒上的裸女像也被刮掉了……

我的哭，像狼在嚎

夢是遲早要破滅的。“文化革命”的風潮終於還是吹到了西雙版納。昆明兩派武鬥和###見出了分曉，以“站隊劃線”為旗幟的政治運動開始了。當時每天早晚都要大家拿著“紅寶書”，排著隊向毛主席像“早請示、晚彙報”。有同學認為是“紅海洋”式的“極左”形式。他的私語被個別同學彙報了，總場還派了工作組來組織學習，並批判“錯誤思想”。我記得賴萬京在宿舍裡唱起了樣板戲《紅燈記》裡的選段：“小鐵梅出門在外，防野狗……”然後還說：“以後咱再也不先知先覺了！”我從那時候開始對樣板戲有了好感。那時，我開始預感到，我們雖與政治旋渦的中心北京已遠隔數千公里，但可能終究逃不過去。

我們55名北京知青和隊裡的老工人一起生活、勞動了一年。上邊領導突然給我們“劃線站隊”，說我們大部分人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犯了路線錯誤，要把我們分散到其他生產隊。上拖拉機的時候，大家都不說話。王廣豐和李承安等老工人把一筐筐的木瓜、甘蔗和菠蘿裝上我們的車。拖拉機開動了，突然大家都哭了起來，我也覺得喉嚨很癢，鼻子一酸，就哭了起來。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