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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開出昆明，公路已多年未修，非常顛簸。但車廂內歌聲不斷，劉安陽唱的主席詩詞“天高雲淡，望斷南飛燕……”飄進窗外的群山，美極了。車裡還有王開鎖等兩位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的軍人給我們拍紀錄片。

車過楊武、墨江、思茅、景洪、大勐龍等地都有少數民族夾道歡迎。經三天多車程，來到東風農場疆鋒五隊。這裡和內地的政治運動還離得很遠，像個世外桃源。其實這才是我們大部分人所向往的。

我們的生產隊長叫楊春文，是1958年的退伍軍官，哈尼族人，他嚴厲但不失人情味。有一天早上，天還沒有亮，操場上急促的哨聲響起，楊隊長喊著緊急集合的口令。我們急匆匆爬起床，手忙腳亂地穿上衣服跑出來，還沒站好隊，楊隊長就帶著大家往山上跑。我們有的在埋怨，有的在擇路爭先。到了山頂一回頭，大家都異口同聲地歡呼起來：一輪紅日從薄霧籠罩的林海上升起，霞光照在山頭上，只見腳下滿地的大南瓜。楊隊長又下命令：“每人扛一個南瓜，看誰先衝下山。”大家歡叫著，扛起南瓜爭先恐後地衝下山。那場景我至今想起來都激動，要是拍成電影，絕不比張藝謀、顧長衛他們拍的差。我衝到隊裡操場上，只聽得被落在半山上的黃強祖和齊景熙扛著南瓜引吭高歌起來。唱的是歌劇《江姐》的選段，“華鎣山莽蒼蒼哎……”那歌聲真的很好聽，比在劇院裡專業演員的歌聲還好聽，因為它帶著一股野勁兒。

我們的勞動從砍壩開始。關於砍壩，我爸爸曾給我講過：30年代初他家是在馬來亞種橡膠的。那些技術高超的工人從山腳砍到山頂，但被砍斷的樹木還都因糾纏在一起而不倒，直到放倒山頂最後一棵大樹，整座山的樹木如多米諾骨牌一樣轟然倒下，非常壯觀。我們砍壩可就沒那麼棒了，刀也磨不快，鑽進森林裡連方向都找不著了。從山頂攀踩著樹木屍體下山的時候，我見到了一隻翠藍色的小鳥，失神地趴在倒下的樹枝上，離我那麼近地盯著我……

燒壩的景象我見過不少次，1987年我回西雙版納的時候還能見到，但在疆鋒五隊所見的景象才最讓人震撼。吃過晚飯，全隊人坐在操場上，身邊放著裝滿水的臉盆和水桶。以防我們的茅草房著火。老工人把砍倒後曬乾了的山林點著了。烈焰沖天，整個山都燃燒起來了。乾柴爆裂，火球轟鳴，真是攝人心魄……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⒎　相濡以沫的日子（2）

挖梯田是最辛苦的活兒，在烈火燒過的山頭上，頂著北迴歸線六月份的毒日頭，一天16個穴的任務。雖然完不成任務也沒人批評，但男生們年輕氣盛，又好面子，一個個###膀子幹，手上打滿了水泡，背上也曬出了泡……本來，每當早晨起床的鐘聲一響，來自北京101中的劉青就拿起他的小號吹起了起床號，那圓潤嘹亮的號音繞進我們的茅草房，在山谷中迴盪。我們睡眼惺忪地聽那號音，真是一種享受，可這時，曾塞外卻扯著嗓子，跟著號音唱：“天已——大亮——，睡豬——起床——”逗得大家笑聲一片。可到了這時候，大家已經都累得沒有了聲氣。

到了雨季，我們每天出工以前，先在房間裡把乾淨衣服脫下來，咬一咬牙，用最快的速度把那套又溼又涼的髒衣服換上，渾身一激靈，然後趕緊扛上鋤頭衝出去。到了山上幹一會兒活兒，那衣服和身體才融為一體。這時候，在山間晨霧中，傳來一縷悠揚的歌聲，那調調奇詭而婉轉。尋聲望去，只見山下的稻田邊，我們生產隊的愛尼工人車三騎著隊裡的大水牛悠閒地走過。此前我曾聽到過這裡少數民族的歌，可從來沒有像車三唱得這麼好聽的，大概他們愛尼人的歌要在此情此景裡唱，才能聽到那天籟之音的味道。

有一天晚上，我正提著馬燈在蚊帳裡捉蚊子，準備睡覺，幾個女生在門口叫我，我手忙腳亂地穿上衣褲出門，還沒開口，她們就對著我哈哈大笑起來。低頭一看，才發現我的中山裝外衣穿反了，一個個的衣兜都露在外邊。我重新穿好衣服後，她們告訴我，為了慰問邊防軍，我們要排練節目。讓我表演吹笛子以外，還要學跳藏族舞。

在生產隊的一次晚會上，我吹的一曲《長征組歌》選曲，雖然沒有顫音、滑音、吐音等技巧，但由於情感很投入，獲得了一片掌聲。後來女生們總笑我吹笛子時是閉著眼睛的。自打那次學會了跳舞以後，我發現自己雖然從來沒正規學過唱歌、跳舞，但咱還真有點藝術細胞，有點表演天分。

我們的籃球隊當時可以說是打遍西雙版納無敵手。我們的大個兒身高一米九零，號稱“西雙版納的最高海拔”。盧海南、仲永和等在北京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