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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人便是周恩來伯伯。

父親已經有很長時間沒見到周伯伯了。不斷有周伯伯患病、病重、反覆手術的訊息傳來。每當聽到這樣的訊息，父親就輕輕地嘆口氣，臉上顯露出焦慮的神色。他很注意從報紙上留神周伯伯的行蹤，看到周伯伯出來接見外賓，或者是參加會議，他就會舒心地笑一下。有段時間沒周伯伯的動靜了，他就知道事情不妙：他一定又住院了。以他對周伯伯的瞭解，不到萬不得已，是不會休病假的。

早在“文革”初期，父親就留意到，繁重的工作已經嚴重影響到周伯伯的健康，非常牽掛他，想替他分憂，但又無可奈何。據父親的秘書們回憶，1967年7月6日那天，父親曾草擬了一封給陳伯達的信，信中說——

文化大革命以來，總理夜以繼日地工作，是我們老一輩的一個很好的榜樣。最近感到總理的體質有明顯的下降，我很擔心，也聽到其他同志有同感……現在是否有可能適當減輕些總理的擔子。如把一些經常性的工作分分工，一般事情由分工的同志幫助總理直接處理，十分必要的，分工的同志不宜解決時，再請示總理或提請中央碰頭會討論。這樣，不知是否能使總理減輕些工作，適當增加些休息時間，不致使身體垮下去。總理為黨為人民辛勤工作，幾十年如一日，從來對自己非常剋制。這個問題，他本人是不會提出的。我這樣考慮提出，不知是否合適，請你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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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難之際情更濃（4）

這是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其中不難看出父親對周伯伯的深切的掛念。但是，那個年代，他只能把這封信交給陳伯達，陳伯達是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而在當時，中央“文革”小組已經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是中央最核心的部門。但是，誰也沒想到，陳伯達看到信後，反誣父親想奪總理的權。這讓父親氣憤不已。

1975年過去了，1976年來臨了。1976年1月初，父親因心臟病復發住進了301醫院，7日上午，周均倫接到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的電話，汪東興聲音沉重地說：“總理病危，請轉告聶帥，來305見一下吧。”

周均倫先把電話打到我家裡，母親聽說總理快不行了，當即就哭了，她說：“我也要去看總理。”

母親和周秘書趕到301醫院，父親正在衛生間裡，一聽，就知道大事不妙，坐在馬桶上的他眼淚立刻就下來了。周均倫扶起他來，幫他披上大衣，又幫他戴上棉帽，然後攙扶著他往門外走。

他們急急忙忙乘車去醫院。事隔30年後，周均倫仍然記得這個過程中的每個細節。他回憶說：“在車裡，老帥兩口子什麼話也不說，只是哭，無聲地哭，眼淚嘩嘩地流，氣氛特別壓抑。”

到了醫院，值班人員只允許父親一個人進去，不讓母親進，說是規定。母親執意要進去，人家就是不同意。母親抹著眼淚說：“不行，我認識總理幾十年了，現在他病重，我一定要看一看。你們給鄧大姐打電話，如果鄧大姐講，不讓我去，我就不去，別人不讓我去，那不行！”

後來裡面同意母親進去。母親這才隨父親進入，周均倫他們焦心地等候在外面，不知道里面會發生什麼。

過了十幾分鍾，母親攙著父親出來了，他們邊走邊哭，居然哭出了聲，都是淚流滿面，簡直哭成了淚人一般，走路搖晃，神情恍惚。在場所有的人都受到感染，不由得跟著抹眼淚。

周均倫說，他跟父親30多年，從來沒見過他這樣流淚。

一天後，周恩來伯伯去世了。收音機裡傳出這個驚天訊息時，我正在單位，我的腦袋嗡的一聲，彷彿被重重地擊打了一下。匆匆回到家裡，我看到父親和母親痛苦不堪的樣子，心如刀絞，想安慰他們又不知說什麼好，只能陪著流淚。

說起來，我們家和周伯伯、鄧媽媽的關係實在是非同一般，從法國勤工儉學的時候起，父親就在周伯伯的領導下工作，後來回國參加大革命，在黃埔，在北伐中，在南昌起義和起義成功後南下的路上，父親一直是周伯伯的助手。尤其是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我們兩家更是親若一家。再後來到了中央蘇區，到了長征路上，到了陝北，他們仍然一直戰鬥在一起。乃至建國後，在領導“兩彈一星”的漫長歲月裡，父親一直擔當周伯伯的助手。因此，父親總結說，他這一生，就是總理的助手。

周恩來是父親一生中最為敬重的人之一。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父親和他結下了戰鬥的、生死的、兄弟般的友誼，我的母親和鄧媽媽也像親姐妹一樣，無話不談。至於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