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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工作上。

對於中國人民來說，這是不平凡的10年。眾所周知，科技戰線捷報頻傳，“兩彈”的橫空出世，讓中國步入了大國行列；科技工作的全面發展，前景喜人。許多事實已經證明，中國人民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美好願望，已不再是遙遠的夢想。

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文化大革命的疾風暴雨驟然降臨了。

父親聯想到五七年的“反右”風暴，他意識到，在這場政治風浪中，自己應該盡力保護好科技界的知識分子，因為他們是國家的寶貴財富，沒有他們，新中國將一事無成。

1966年6月22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下發後的一個多月後，父親與有關方面一起研究起草了《關於文化大革命中對待自然科學工作者的幾個政策界限》的初稿，其中指出：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屬於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左派、中派，應予團結保護。對科研機構的要害部門要嚴加保衛，如有人搶檔案、武器、爆炸物、毒品或洩露國家機密、破壞儀器裝置等，一律以反革命論處。

這算是父親在“文革”初期發出的第一個聲音：他要保護自然科學工作者和科研機構。

但是，這個檔案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強烈反對，勉強在少數科研部門試行了一段時間，很快就夭折了。

6月23日，父親與李富春在聽取中國科學院彙報文化大革命的進行情況時，又重申了保護知識分子、保護科研裝置的觀點。

而這時候，造反派已經開始點名批判他了。不久，北京街頭出現了更多的“炮轟聶榮臻”的大標語。我記得有一天我外出，看到一座大煙囪上垂下來一幅巨型標語，上書：“萬炮齊轟聶榮臻”。我心裡很不是滋味。聽人講，北京火車站的一幅批判聶榮臻的標語最為“壯觀”——一輛解放牌卡車橫過來，竟然遮不住其中的一個字。

父親的處境已經很不妙了。可是，此時父親所想的，並不是保持自己，而仍然是保護知識分子和科研裝置，保持科研工作的秩序，一有機會，他就向毛主席和周總理建議，要保護像錢學森、華羅庚這樣的著名科學家，這些人是“國寶”，你不能連“國寶”都不要啊！

7月12日，父親給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打電話，說：“我歷來主張，對老一代的自然科學家，只要他們愛國，不反黨，不反社會主義，就應該充分利用他們的所長。至於世界觀的改造，慢慢地透過學習、工作和生活的鬥爭，逐步加以改造。這樣做，對我們的事業有利。”

8月上旬，父親出席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會議透過了《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也就是有名的“十六條”。

父親當上政治局委員，我沒見他有絲毫的高興。倒是知道，這次會議上，經過他的努力，把保護科學家和科技工作者這一條寫進了“十六條”中，該檔案第十二條明確規定：“對於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雖然只有一句話，但父親對此感到欣慰。

然而，他擔心的事情仍然是接二連三地出現。一天，他收到一封山東大學造反派組織的來信，說他們的校長成仿吾是牛鬼蛇神，要求打倒，請他給予支援。父親一看就火了，當即回信說，成仿吾參加過長征，在晉察冀邊區敵後艱苦的條件下創辦大學，很有成績，是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不存在反黨問題。據說，因為這封信，成仿吾暫時過了關。

又有一天，父親收到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周建人的來信，信上說，浙江大學的副校長、著名教授陳建功正在遭受批鬥，罪名是莫須有的，請聶帥關心一下，幫助陳教授擺脫厄運。父親和周建人、陳建功並不熟悉，但是他相信陳教授不可能反黨，一個大學教授，頂多是給黨提幾條意見建議，是為了黨好，才這麼做的呀！看過信，父親立即將信批轉給當時中央“文革”分管華東地區工作的張春橋，要張出面保護一下陳教授。然而得到的答覆是：這類事，只有群眾才能決定，張某人管不了。

這個答覆令父親憤慨。就是從這件事情上，他看出了張春橋這個人居心不良。無奈之下，父親又寫信給浙江省委書記江華。可是這時候江華也是自身難保，父親的信石沉大海。過了好久，他還在唸叨：“也不知陳教授怎麼樣了……”

文化大革命的勢頭越來越猛，大大超出了父親的預料。本來，他以為這場革命主要是文化界和意識形態方面的事情，對科技界來說，主要是加強政治學習，進一步改造世界觀的問題。現在，事情遠不是那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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