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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倒黴。

實事求是地說，中國革命的成功，是由一塊塊根據地發展壯大而成的，這裡一坨，那裡一坨，應當承認，“山頭”和所謂的“山頭主義”在某些人頭腦裡是有的。毛澤東就曾公開講過，確實存在各個“山頭”。但是在黨的堅強領導下，這些所謂的“山頭”和“山頭主義”並無大礙，不值得大驚小怪。而在父親這裡，他本來就是個很講原則的人，他不搞什麼山頭，更不去搞什麼“山頭主義”。說到與晉察冀老部下的聯絡，無非是逢年過節的，有些老部下來看望一下他，彼此走動得多一點而已，我想這是很正常的。

現在，我並不是為父親和華北的同志鳴不平，而是願意用事實說話。當年在晉察冀，在華北軍區，大批的部隊和幹部被抽調到別的戰略區，很多領導同志捨不得，甚至有的背後罵娘，但是父親非常大方，從來沒有跟黨中央講過價錢，只要中央有命令，調哪個部隊，調哪個幹部，他都是二話不說，堅決服從。結果到解放戰爭快結束的時候，華北的部隊幾乎全調開了，看著一手培養起來的部隊跟著別的野戰軍走了，很多領導人心疼，有的還落眼淚，父親卻是一句不痛快的話也不說。他常說：“全軍一盤棋嘛。”

傅崇碧將軍有一回說：“什麼山頭主義，華北的很多部隊都分散出去了嘛，聶老帥這個人的胸懷真是寬闊啊！”

後來進城了，父親主要精力放到整頓北京的治安和抗美援朝上，對華北軍區的事情就管得很少了，1954年，中央軍委免去了他的司令員職務以後，就從不過問軍區的事，用他的話來說，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在我的印象中，偶爾有個別軍區的幹部來我家，請父親幫忙解決他們的職務或其他個人問題，父親總是委婉地拒絕。為此，還得罪了一些人。再往後，他主抓國防科委和國家科委，就更是與北京軍區沒有什麼來往了。

林彪、“四人幫”把父親當成“華北山頭主義的黑後臺”，其用意自然還是透過把他搞倒搞臭，進而把北京軍區的軍權抓到手，掃除篡黨奪權的障礙。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我還能做點什麼？（1）

一夜之間成為“二月逆流反黨分子”，這對父親的打擊是慘痛的。可以說有生以來，對他打擊最大的，莫過於這一次。

出事以後，父親召集劉長明、甘子玉、周均倫三位秘書開了個小會，他說：“我主觀上是想做好工作的，我的所作所為，你們都很清楚，誰知道會變成‘二月逆流’成員，連累了你們，我心裡很難過，向你們表示歉意。”

三位秘書當然知道，父親是無辜的，談話時他們都很激動，不禁潸然淚下。

不久，按照中央和軍委的規定，家裡的工作人員要削減，四個秘書只能保留一個。劉長明、甘子玉被“群眾”要求回原機關參加運動，周均倫提出，他想離開，打算報名到新疆建設兵團參加勞動。周均倫心裡想的是，北京太亂了，局勢讓人失望，這種情況下，呆在機關也沒意思。

但是，父親卻動員周均倫留下。周均倫思考再三，決定留下來，繼續為首長服務。他知道，首長是個正派人，不可能反黨，這個冤案總有昭雪的那一天。他下決心留下了，並且一直陪同我的父親走到人生的終點。

轉機在一點點地出現，1969年1月3日，毛澤東在一份簡報上批示：“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志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把關係搞好。”毛澤東總是這樣，他想保一些人，又不是全力地保。也許他認為，批一批，鬥一鬥，還是應該的。但不管怎麼說，正是由於毛澤東的態度，才使得“二月逆流”的參與者，沒有遭到像彭德懷、賀龍那樣的下場。試想，如果李富春、李先念、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這些老同志都被打倒，乃至給整死，毛澤東還能依靠誰？林彪、江青一夥那可真要大擺慶功宴了，離他們實現篡黨奪權的目的，也就真的不遠了。

儘管毛澤東有批示，但林彪、江青一夥陽奉陰違，嚴密封鎖訊息，以便他們在適當時機，繼續抓住“二月逆流”做文章。

1969年4月，父親出席了“九大”。會上，由張春橋、姚文元起草，林彪所作的政治報告中，仍繼續說“二月逆流”是黨內最大的一次反黨活動，是為劉鄧翻案，是破壞新生的紅色政權的反黨奪權陰謀。在分組討論政治報告時，又一次開始了對“二月逆流”的批判。

父親在會上一言不發。他真的很疲倦了。

在“九大”上，父親等人本來是不可能進入中央委員會的，在毛澤東的堅持下，林彪、江青一夥不得不把他選進來。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