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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為科學春天的到來而欣慰，但是另一方面，眼下的實際狀況又讓他為科技工作更加操心，更加著急。我們耽擱了10年多，如果不耽擱這10年多，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不知會高多少。現在，與世界的差距更大了，再不迎頭趕上，中國人就會被徹底甩掉。父親為此感到深深的惋惜。有一天他對我說：“我老了，不能上一線了，但我還能搖旗吶喊，還可以出出點子。”

中國現代科技的發展，按照父親的經驗，就是自力更生，集中力量，全面規劃，大力協同，縮短戰線，堅持攻關，不斷取勝。正是依靠這個經驗，中國才有了“兩彈一星”。

然而，由於“文革”期間，科技界是“重災區”，積累下成堆的問題。進入新時期以後，大家都想迅速發展，但又都在各自為政，缺乏集中統一的指揮與協調。於是，父親很快發現，國家科委、國防科委、國防工辦、中國科學院，這些中國科技界的重要陣地上，各個單位之間矛盾重重，各自為政，很難集中力量辦事情，更談不上多出成果，多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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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掛帥”（2）

父親認為，照這樣子下去，什麼事情也做不好。

面對這種矛盾的狀況，八十高齡的父親似乎比誰都著急。一天，他去鄧小平家，與鄧小平談起這方面的問題。小平說，中央也為之著急，但是要有老同志出面，幫助中央協調解決才行。

中央選來選去，又選到了我的父親。那時在中央的上層領導中，對科技界最熟悉，最具領導經驗的，最有威望的，還真是非父親莫屬。

1979年10月，中央決定成立科學協調委員會，請父親任這個委員會的書記，出面掌握和協調。

父親當時正在病中，身體時好時壞，尤其是心臟病，時常發作。但他還是抱病承擔了中央的重託。

這使人想起1956年，也是鄧小平出面找父親談話，父親選擇了他一生鍾愛的科技事業。如今，八十高齡的父親義無反顧，再度掛帥。

科學協調委員會的成員有：方毅、王震、張愛萍、洪學智、李昌。後來，又增加了武衡和李耀文。人雖不多，但代表了四大系統的關係與利益。

12月6日，父親給鄧小平寫信，反映情況。信中寫道——

我們現在分散主義嚴重，有些單位單幹慣了，總想自成體系，萬事不求人，搞小而全，大而全，重複、浪費很大，把力量分散了，結果誰也幹不成。如最近有人向《光明日報》寫信，說中國為什麼在鐳射雷達方面，研究了13年還出不了成果，原因就是上面婆婆多，下面分散幹，誰也不能解決問題。有些科研部門的領導人反映，一上班首先考慮的是如何應付扯皮的問題。這是生產力落後的反映……將來我們生產力發展了，更要集中統一，分工協作，充分發揮生產潛力，絕不允許搞小而全、大而全……目前幾家矛盾，我折衝其間，儘量想法協調……當然文化大革命亂了十年，現在要馬上統起來，是有困難的，但這是個方向，總應該向這個方向努力。

信後面附上了關於衛星、原子能、計算機、計量工作等方面的協調意見。

兩天後，鄧小平批示：“我完全贊成你的意見，會有麻煩，不能顧慮太多，一經決定，堅決貫徹執行，一切請你下決心。”

那段時間，父親多次召集國家科委、國防科委、國防工辦、中國科學院等單位的領導開會，做了大量協調工作。比如，關於衛星研製方面的矛盾，中國科學院過去與七機部和國防科委協調不好，想自成體系自己搞。對此，父親說：“我們國家還不富裕，哪有力量一下搞兩套衛星研製機構呢？我們的衛星事業是國家的，不是哪個部門的，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有關部門通力合作，缺哪一部分配合都不行。”

經過討論協商，大家同意本著大力協同精神，組成衛星協調規劃組，統一規劃衛星研製任務。衛星的研製由中國科學院負責，星體與運載火箭由七機部負責，國防科委負責發射。這種安排一直延續到現在。

基本任務明確後，父親還提出，衛星的發射除著眼當前任務外，還要注意長遠的發展規劃，並注意基礎理論研究的安排。總之，要通盤考慮，合理分工，充分發揮各自所長，長期定點協作。

那時，國家科委由方毅領導，國防科委由張愛萍主持。父親根據他過去集中統一、全國一盤棋的經驗，表示希望國家科委把國家的科學研究真正抓起來，成為國務院在科技戰線上的總參謀部。

父親對方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