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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應該說是至理名言。

改革開放之後，有人認為，只要國家有了錢，我們可以走捷徑，就可以花錢買裝備，買技術，買一個軍隊現代化來，不必要花那麼大力氣，那麼多時間自己研製。父親堅決反對這種態度，他和張愛萍、劉華清、洪學智多次談到這個問題。他的主要觀點有——

中國這麼大，武器裝備一定要立足自己研究生產，靠外國是靠不住的，我們不能受制於人。

武器裝備依靠進口搞現代化是妄想。我們不能靠進口買個國防現代化……當然不排除引進個別關鍵技術，至於整套引進，那是做夢。　我們沒有那麼多外匯，外國人也不會把先進技術全部賣給我們。

買外國的，一定要注意買專利。引進的目的，主要是透過仿製研究，今後自力更生設計製造中國自己的武器裝備。

有些人總想搞進口，是思想上的懶漢，不考慮後果怎麼樣！過去“兩彈”靠自力更生還不是都搞出來了。中國人並不蠢。現在條件比過去好多了，只要堅持自力更生，大力協同，先進的武器裝備是一定能搞出來的。

飛機用的雷達、電子裝備、火控系統，這些配套裝置很重要，否則你的飛機就起不了作用。這些裝置也很複雜，在國外往往是幾個國家協作搞，我們國內更要組織大協作，才能搞好。

軍事工業中文明生產很重要，外國人一參觀我們的工廠或科研單位，首先提出來的就是這個問題。

怎樣儘快地使我軍的武器裝備現代化，是父親後半生最為關注的大事之一。在經歷了“文革”的停滯之後，我軍的裝備研製終於迎來了又一個收穫的季節。

新的攀登（1）

科學研究，其實就像登山一樣，是個不斷攀登的過程。這是個非常形象的比喻。多年以來，我們一直把不斷攀登科技領域的高峰，當作科技事業前進的動力和目標。

導彈、原子彈、衛星、核潛艇的研製成功，是我國科技工作者攀登上的一座座科學的高峰。粉碎“四人幫”以後，各條戰線加快了前進步伐，國防科技領域更是一馬當先。中央確定的任務是：繼兩彈一星之後，我國要在洲際運載火箭、潛射導彈和同步衛星領域，取得重大突破。在當時，這三項任務稱之為“三抓”。

這時的父親，已經年近八旬，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親臨重大試驗的第一線了。他原先承擔的一部分重任，已經放到了張愛萍的肩上。

早在“文革”後期，張愛萍就被鄧小平、葉劍英和父親等人推上第一線領導國防科技工作。多年以來，張愛萍一直在父親直接領導下工作，父親對他很信任，對他的工作也很滿意。但是隨著反擊右傾翻案風和鄧小平再度受衝擊，張愛萍也受到“四人幫”一夥的猛烈批判，處境艱難。張愛萍住進醫院，父親牽掛他，親自到醫院看望，說：“愛萍，你務必好好休息，好好治療，這些日子，你太辛苦了。有人說，我是你的後臺。他們說得一點不假，我就是你的後臺，我也樂意做你的後臺！”

父親的話，令病中的張愛萍深受感動，這句話他一直記著，父親逝世後，他在一首悼念詩中，曾寫道“翻案後臺我願當”，就是說的這件事。

“三抓”任務，是由張愛萍在第一線親自指揮的。

“三抓”中的“第一抓”　，是洲際運載火箭發射試驗。

早在1965年3月，中央專委就決定我國要研製洲際運載火箭。如果有了這種火箭，中國的“拳頭”就可以伸得更長，國防更有保障了。由於“文革”的影響，研製工作被迫一再推遲。1975年5月25日，毛主席、周總理批准中央軍委關於洲際運載火箭的研製計劃。

為了完成洲際運載火箭的全程飛行試驗，需要一支在海上活動的跟蹤測量船隊。1974年，我在國務院、中央軍委“09、718”工程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後任副主任。當時，組織上安排我參加這一系統工程的組織協調工作，我感到非常高興。說實在的，能為祖國國防科技事業盡力，就是我最大的幸福。遠洋測量船在上海江南廠建造，說起來也是歷經坎坷。1970年12月，周恩來總理主持中央專委會議，決定把這項工程作為國家重點任務。1972年4月，葉劍英副主席召開軍委辦公會議聽取工程進展情況的彙報。張春橋在會上提出上海地區承擔大部分船舶的建造任務有困難。葉副主席聽後非常氣憤，用手撥過地球儀，指著“上海”大聲地說：“下馬不行，要硬著頭皮搞，測量船一定要搞，而且要在上海搞。”

那時，父親基本上靠邊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