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第2/4 頁)

認為，這些人都是好同志，同我一樣，一時糊塗油蒙了心，幹出了一些不太合乎理性的勾當。世界上沒有不犯錯誤的人，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一個真理。如果讓這些本來是好人的人知道了，我抽屜裡面藏著一部《牛棚雜憶》，他們一定會認為我是秋後算賬派，私立黑賬，準備日後打擊報復。我的書中雖然沒有寫出名字—我是有意這樣做的—，但是，當事人一看就知道是誰，對號入座，易如反掌。懷著這樣惴惴不安的心理，我們怎麼能同桌共事呢？為了避免這種尷尬局面，所以我才雖把書寫出卻秘而不宣。

那麼，你為什麼不乾脆不寫這樣一部書呢？這話問得對，問得正中要害。

序

自序（2）

實際上，我最初確實沒有寫這樣一部書的打算。否則，十年浩劫正式結束於一九七六年，我的書十六年以後到了一九九二年才寫，中間隔了這樣許多年，所為何來？這十六年是我反思、觀察、困惑、期待的期間。我痛恨自己在政治上形同一條蠢驢，對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一場殘暴、混亂、使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蒙羞忍恥、把我們國家的經濟推向絕境、空前、絕後—這是我的希望—，至今還沒人能給一個全面合理的解釋的悲劇，有不少人早就認識了它的實質，我卻是在“四人幫”垮臺以後腦筋才開了竅。我實在感到羞恥。

我的腦筋一旦開了竅，我就感到當事人處理這一場災難的方式有問題。粗一點比細一點好，此話未必毫無道理。但是，我認為，我們粗過了頭。我在上面已經說到，絕大多數的人都是受矇蔽的。就算是受矇蔽吧，也應該在這個千載難遇的機會中受到足夠的教訓，提高自己的水平，免得以後再重蹈覆轍。這樣的機會恐怕以後再難碰到了。何況在那些打砸搶分子中，確有一些禽獸不如的壞人。這些壞人比好人有本領，“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個常用的詞兒：變色龍，這一批壞人就正是變色龍。他們一看風頭不對，立即改變顏色。有的偽裝成正人君子，有的變為某將軍、某領導的東床快婿，在這一張大傘下躲避了起來。有的鼓其如簧之舌，施展出縱橫捭闔的伎倆，暫時韜晦，窺探時機，有朝一日風雷動，他們又成了人上人。此等人野心大，點子多，深通厚黑之學，擅長拍馬之術。他們實際上是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潛在的癌細胞，遲早必將擴張的。我們當時放過了這些人，實在是埋藏了後患。我甚至懷疑，今天我們的國家和社會，總起來看，是安定團結的，大有希望的。但是社會上道德水平有問題，許多地方的政府中風氣不正，有不少人素質不高，若仔細追蹤其根源，恐怕同十年浩劫的餘毒有關，同上面提到的這些人有關。

上面是我反思和觀察的結果，是我困惑不解的原因。可我又期待什麼呢？

我期待著有人會把自己親身受的災難寫出來。一些元帥、許多老將軍，出生入死，戎馬半生，可以說是為人民立了功。一些國家領導人，也是一生革命，是人民的“功臣”。絕大部分的高階知識分子，著名作家和演員，大都是勤奮工作，赤誠護黨。所有這一些好人，都被莫名其妙地潑了一身汙水，羅織罪名，無限上綱，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真不知是何居心。中國古來有“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說法。但幹這種事情的是封建帝王，我們卻是堂堂正正的社會主義國家。所作所為之殘暴無情，連封建帝王也會為之自慚形穢的。而且涉及面之廣，前無古人。受害者心裡難道會沒有憤懣嗎？為什麼不抒一抒呢？我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頭來卻是失望，沒有人肯動筆寫一寫，或者口述讓別人寫。我心裡十分不解，萬分擔憂。這場空前的災難，若不留下點記述，則我們的子孫將不會從中吸取應有的教訓，將來氣候一旦適合，還會有人發瘋，幹出同樣殘暴的蠢事。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啊！今天的青年人，你若同他們談十年浩劫的災難，他們往往吃驚地又疑惑地瞪大了眼睛，樣子是不相信，天底下竟能有這樣匪夷所思的事情。他們大概認為我在說謊，我在談海上蓬萊三山，“山在虛無縹緲間”。雖然有一段時間流行過一陣所謂“傷痕”文學。然而，根據我的看法，那不過是碰傷了一塊面板，只要用紅藥水一擦，就萬事大吉了。真正的傷痕還深深埋在許多人的心中，沒有表露出來。我期待著當事人有朝一日會表露出來。

此外，我還有一個十分不切實際的期待。上面的期待是對在浩劫中遭受痛苦折磨的人們而說的。折磨人甚至把人折磨至死的當時的“造反派”實際上是打砸搶分子的人，為什麼不能夠把自己折磨人的心理狀態和折磨過程也站出來表露一下寫成一篇文章或一本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