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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本來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到了此時，更成了革命聖地。每天透過大串聯到燕園來朝聖的，比“文化大革命”初起時，更多了不知多少倍。來的這一批人據說是什麼人的客人。不但來看，而且還要來住，來吃。北大人怎敢怠慢！各系都竭誠招待，分工負責一座住滿了“客人”的樓。我自己既然被恩准呆在臨界線的這一邊，為了感恩圖報，表示自己的忠誠，更加振奮精神，晝夜值班。“客人”沒有棉被，我同系裡的其他人，從家裡抱去棉被。每天推著水車，為“客人”開啟水。我看到“客人”缺少臉盆，便自己掏腰包，一買就是二十個。看著嶄新的臉盆，自己心裡樂得開了花。

但是，正如俗話所說的，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我快活得太早了，太過分了。革命小將，當然也有一些中將，好像並不領情。新被子，只要他們蓋上幾夜，總被弄得面目全非，棉花綻了出來，被面被撕破。回頭再看臉盆，更讓人氣短。用了才不過幾天，盆上已經是瘡痍滿目，慘不忍睹。最初我真是出自內心地畢恭畢敬地招待這些“客人”，然而“客人”竟是這樣，我的頭上彷彿狠狠地給人打了一巴掌，心裡酸甜苦辣，簡直說不出是什麼味道了。

過了一段時間，大概到北京來的人實在太多了，有的地方甚至停產旅遊，再不抓，就會出現極大的危機了。上頭不知道是哪一個機構做出決定，勸說盲流到北京來的人回自己的原地區，原單位去，在那裡“抓革命，促生產”。北大的軍宣隊也接受了這一項任務。東語系當然也分工負一部分責，到校外外地人住得最多的地方去說服。我們在軍宣隊的帶領下，先到離學校最近的西頤賓館去勸說。那些嚐到甜頭的外地人哪裡會自動離開呢？於是勸說，辯論，有時候甚至有極其激烈的辯論。弄得我口乾舌燥，還要忍氣吞聲。終於取得了一些成果，外地人漸漸離開這裡，打道回府了。

從西頤賓館轉移到稍稍遠一點的國家氣象局。在這裡仍然勸說，辯論，展開激烈的辯論，一切同在西頤賓館差不多。但是，我在這裡卻大開了眼界。首先是這裡的大字報真有水平。大字報我已經看了成千累萬，看來看去，覺得都非常一般化，我的神經已經麻木，再也感不到什麼新鮮味了。這裡的大字報，大標語卻真是準確、鮮明、生動。那些一般化的大字報當然也有。可也有異軍突起、石破天驚的，比如“切碎某某某”、“油炸某某某”等等。“油炸”這個詞兒多麼生動有力！令人看了永世難忘。難道這也是同我在本書開頭時講的那樣從陰曹地府裡學來的嗎？最難忘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親眼目睹了一次批鬥走資派的會。一輛小轎車慢慢地開了過來。車門開處，一個西裝（或者是高階毛料制服）筆挺的走資派—大概是局長之類—從車上走了下來，小心翼翼地從車的後座上取出來一頂紙帽子，五顏六色，奇形怪狀，戴到了自己頭上。上面掛滿了累累垂垂的小玩意兒，其中特別惹人注目的是一個小王八，隨著主人的步伐，在空中搖擺著。他走進了會場，立即湧起了一陣口號聲，山呼海嘯，震天動地。接著是發言批判。所有的儀式都進行完畢了以後，走資派走出會場，走到車前，把頭上的桂冠摘下來—我注意到小王八還在擺動—，小心翼翼地放到後座上，大概是以備再用。他臉上始終是笑眯眯的。這真讓我大惑不解。這笑意是從哪裡來的呢？在“切碎”、“油炸”了一通之後，居然還能笑得出來！這點笑容真比蒙娜麗莎臉上著名的笑容，還更令人難解。我的見識又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氣象局的任務完成了，我們又揮師遠征，到離開北大相當遠的一個機關，去幹同樣的工作。此時已是一九六六年的冬天，天氣冷起來了。我每天從學校騎車到現場去，長途跋涉，一個多小時才能到達。遇上雪天，天寒地滑，要走兩個小時。中午就在那裡吃飯。那裡根本沒有我們呆的房間。在院子裡搭了一個天棚，吃飯就在這裡。這個天棚連風都遮不住，遑論寒氣！飯菜本來就不夠熱，一盛到冰冷的碗裡，如果不用最快的速度狼吞虎嚥地把飯菜扒拉到肚子裡，飯碗周圍就會結成冰碴。想當年蘇武在北海牧羊，吃的恐怕就是這樣帶冰碴的飯。這樣的生活苦不苦呢？說不苦，是違心之談。但是，我的精神還是很振奮的，很愉快的。在第一次革命浪潮中，我沒有被劃為走資派，而今依然浪跡革命之內，濫竽人民之中，這真是天大的幸福，我應該感到滿足了。

第一部分

第11節革命群眾

這樣過了一些日子，外地來京串聯的高潮漸漸過去，外地來京的“革命群眾”漸漸都離開了北京。我們勸說的任務可以說是勝利完成，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