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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並不認識；但是萍水相逢，大家都能夠團結協作，感情異常融洽。公安總隊來了一位姓陳的同志，他是老公安，年紀還不大，但已有十年的黨齡。他有豐富的公安經驗，人也非常隨和。我們相處得非常好，幾乎是無話不談。但是，有一件小事卻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收到無論什麼信，看完之後，總是以火焚之。這同我的習慣正相反。我有一個好壞難明的習慣：我不但保留了所有的來信，而且連一張小小的收條等等微末不足道的東西，都精心保留起來。我這個習慣的心理基礎是什麼呢？我說不清楚，從來也沒有去研究過。看了陳的行徑，我自然大惑不解。特別是過舊曆年的時候，公安總隊給他寄來了一張鉛印的賀年卡片。這本是官樣文章，沒有什麼重要意義。但是陳連這樣一張賀年卡片也不放過，而且一定要用火燒掉，不是撕掉。我實在沉不住氣了，便開始了這樣的談話：

“你為什麼要燒掉呢？”

“不留痕跡。”

“撕掉丟在茅坑裡不就行了嗎？”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跡。”

“你過分小心了。”

“不是，幹我們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個人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碰到點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的兜著走。”

我大吃一驚，這真是聞所未聞。我自己心裡估量：我也會碰到點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辮子也有的是。有人來抓，並不困難。但是，我自信，我從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我也沒有加入任何反動組織，“反革命”這一頂帽子無論如何也是扣不到我頭上來的。心裡樂滋滋的，沒有再想下去。豈知陳的話真是經驗之談，是從無數事實中提煉出來的真理。過了沒有多久，我自己一跳出來反對北大那一位“老佛爺”，就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我曾胡謅了兩句詩：“廿年一覺燕園夢，贏得反黨反社名。”這是後話，這裡就先不談了。

第一部分

第4節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

南口村雖然是一個僻遠的山村，風景秀麗，居民和善。但是也決非世外桃源。我們來這裡是搞階級鬥爭的。雖然極左的那一套年年講、月月講、念念不忘階級鬥爭，我並不同意。但是，南口村，正如別的地方一樣，決不是沒有問題的，搞一點“階級鬥爭”看來也是必要的。我們哪裡想到，在我們在這裡搞階級鬥爭的同時，全國範圍內已經湧起了一場階級鬥爭的狂風暴雨。這一場風暴的中心是北京，而北京的中心是北京大學。

這一點我們最初是不知道的。我們僻處京郊，埋頭社教，對世事距離好像比較遠，對大自然好像是更為接近。一九六六年的春天，同過去任何一個春天一樣，姍姍來遲。山村春來遲，是正常的現象。但是，桃花、杏花、梨花都終於陸續綻開了蓇葖，一片粉紅雪白，相映成趣，春意盎然了。我們的活動，從表面上來看，一切照常，一切平靜。然而從報紙上來的訊息，從外面傳進來的訊息，知道一場大的運動正逼近我們。北京大學一向是政治運動的得風氣之先的地方。此時我們雖然不在學校，情形不十分清楚；但是那裡正像暴風驟雨前濃雲密佈那樣，也正在醞釀著什麼，我們心裡是有底的。只不過是因為身居郊外，暫時還能得到一點寧靜而已。

五月來臨，外面的風聲越來越緊。中央接二連三地發出一些檔案，什麼“5。16通知”之類。事情本來已經十分清楚；但是，我上面已經說到，我腦袋裡最缺少政治細胞，缺少階級鬥爭那一根弦。我仍然我行我素，在南口村和煦的陽光中，在繁花如錦的環境裡，懵然成為井中之蛙，從來沒有把這一場暴風雨同自己的命運聯絡起來。

此時城裡的燕園恐怕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從城裡回來的人中得知學校裡已經開了鍋。兩派（或者說不清多少派）之間爭辯不休，開始出現了打人的現象。據說中央派某某大員到北大去，連夜召開大會，想煞住這一股不講法制、胡作非為的歪風。聽說，在短時間內起了一些作用。但是，過了沒有幾天，到了五月二十五日，那位“老佛爺”糾集了哲學系的幾個人，貼出了一張大字報：“宋碩、陸平、彭珮雲要幹什麼？”立即引起了兩派人的辯論，有的人贊成，有的人反對。聽說在大飯廳附近，爭辯的人圍成了圈子，高聲嚷嚷，通宵達旦。不知道有多少圈子，也說不清有多少人參加。好像是一塊巨石擊破了北大這塊水中天，這裡亂了套了。

這一張大字報的詳細內容，我們不清楚。但是，我們立刻就感覺到，這是校內社教運動的繼續、的發展。在我上面提到的所謂“國際飯店會議”上，反陸平的一派打了一個敗仗，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