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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時不小心所犯的錯誤，沒有什麼了不起。但是，如果被劃到對岸去，成為敵人，那就會有無限的麻煩，即使夾起尾巴，處處謹小慎微，決不敢亂說亂動；可是一時不慎，辦錯一件事，說錯一句話，比如把“資本主義”說成“社會主義”或者倒轉過來，那就必然被上綱到反革命的高度，成為現行反革命，遭到批鬥。

但是劃分敵我，劃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這個權力掌握在誰手裡呢？我真有點說不清楚。我的腦筋簡單，百思不得其解。雖然我暫時處在鴻溝的這一岸；但是卻感覺到，自己像是在走鋼絲，一不小心，就能跌落下去，跌落到鴻溝的對岸。那就等於跌落到地獄裡，永世不得翻身了。

我原來是東語系的系主任。這時當然已經不再是了。是免職？是撤職？誰也搞不清楚，反正也用不著搞清楚。“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就是當時的行動方針。至於什麼叫“革命”，什麼又叫“造反”？也沒有人去追問。連堂堂的國家主席，也不用經過任何法律就能夠拉出來批鬥。我這個小小的系主任，不過等於一粒芝麻、綠豆，當然更不在話下了。但是，我雖然失掉了那一頂不值幾文錢的小小的烏紗帽，頭上卻還沒有被戴上其他的帽子，這就可以聊以自慰了。

這時候，學校裡已經派來了“支左”的軍宣隊。每一個系都有幾個解放軍戰士和軍官。系裡的“造反派”也組成了一個領導班子。造反派是怎樣產生出來的呢？專就東語系而言，情況大概是這個樣子：一些自命為出身好的教員和學生，堅決貫徹“階級路線”，組成了造反派，在自己胳臂上纏上一塊紅布，這就算是革命者的標誌。所謂出身好，指的是貧下中農、革命烈屬、革命幹部、工人。這些人根子正，一身紅，領導革命，義不容辭。再一部分人就是在社教運動中反對過陸平的人。他們覺悟高，現在來領導革命，也是順理成章。我記得，戴紅臂章的人似乎只限於第一種人。臂章一戴，渾身紅透，臉上更是紅光滿面，走起路來，高視闊步，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為什麼第二種人不能戴紅臂章，我不清楚。這是他們革命家內部的事，與我無干，我也就不再傷腦筋了。我奇怪的是，好像還沒有人像當年的阿Q那樣，別上徽章，冒充革命。由此也可見，這些革命家的覺悟有多麼高了。只有革命幹部的子弟有點玄乎。雖然他們比別人更自命不凡，臂章一定要紅綢子來做，別人只能帶紅布的；但是他們的地位卻不夠穩定。今天他們父母兄姐仍在當權，他們就能鶴立雞群，耀武揚威；明天這些人一倒臺—當時倒臺是非常容易的—，他們的子弟立刻就成為“黑幫的狗崽子”，灰溜溜地靠邊站了。

所謂反對陸平，是指一九六四年在社教運動中，北大一部分教職員工和學生，在極左思想的影響下，認為當時的黨委書記兼校長陸平同志有嚴重問題，執行了一條資本主義復辟的路線，是修正主義的路線。於是群起揭發，一時鬧得滿園風雨，烏煙瘴氣。我的水平奇低，也中了極左思想的毒，全心全意地參加到運動中來。越揭發越覺得可怕，認為北大已經完全爛掉了。我是以十分虔誠的心情來幹這些蠢事的，幻想這樣來保衛所謂的革命路線。我是幼稚的，但是誠實的，確實沒有存在著什麼個人考慮，個人打算。專就個人來講，我同陸平相處關係頗為融洽，他對我有恩而無怨。但是，我一時胡塗蒙了心，為了保衛社會主義的前途，我必須置個人恩怨於度外，起來反對他。這就是我當時的真實的思想。後來中央出面召開了國際飯店會議，為陸平平反，號召全校大團結，對反對過陸平的人，連一根毫毛也沒有碰。我經過反思，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做了自我批評。到了一九六五年的深秋，我就到了京郊南口村，參加農村的社教運動。

第一部分

第10節文化大革命

到了“文化大革命”，正如我在上面已經談過的那樣，我經過了首次衝擊，比較順利地度過了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這個階段。後來軍宣隊進了校，東語系幹部隊伍重新組合。我曾經是反過陸平的人，按理說也應該歸入“革命幹部”隊伍內；但是，據說我向陸平投降了，階級立場不穩，必須排除在外。那幾個在國際飯店堅持立場，堅決不承認自己有任何錯誤的人，此時成了真正的英雄。有的當了東語系革命委員會的頭頭，有的甚至晉升到校革命委員會中，當了領導。我對此並無意見。但是，我仍然關心自己的地位。一位同我比較要好的革命小將偷偷告訴我。他看到軍宣隊的內部檔案，我是被排在“臨界線”上的人。什麼叫“臨界線”呢？意思就是，我被排在敵我矛盾與人民內部矛盾中間那一條界線的人民這一邊。再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