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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舊日戲園子裡點名角的戲一樣。

我自己怎樣呢？我雖然已經意識到，自己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但是還沒有人來“接”我，我還能住在家裡，我還有行動自由。有人給我貼了大字報，這是應有之義，毫不足怪。幸而大字報也還不多。有一天，我到東語系學生住的四十樓去看大字報。有一張是給我貼的，內容是批判我的一篇相當流行的散文：《春滿燕園》。在貼大字報的“小將”們心中，春天就象徵資本主義；歌頌春天，就是歌頌資本主義。我當時實在是大惑不解：為什麼古今中外的人士無不歡迎的象徵生命昭蘇的明媚的春天會單單是資本主義的象徵呢？以後十幾年中，我仍然不解；一直到今天，這對我仍然是一團迷霧。我的木腦袋不開竅，看來今生無望了。我上面說到，姚文元的那一篇批判《海瑞罷官》的臭文，深文周納，說了許多歪理。後來批判“三家村”的《燕山夜話》等著作，在原來的基礎上又有了發展。看來這一套手法是有來頭的，至少是經過什麼人批准了的。後來流毒無窮，什麼“利用小說反黨”等等一系列的“理論”依次出籠，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的政治水平，並不比別人高。我也是虔誠信神的人。但是，有一點我是清楚的：我文章裡的春天同資本主義毫不相干。我是真心實意地歌頌祖國的春天的。因此，我看了那一張大字報，心裡真是覺得憋氣，不由自主地哼了一聲。這一哼連半秒鐘都沒有用上，孰料這一哼竟像我在南口村談姚文元的文章一樣，被什麼隱藏在我身後的人錄了下來（當時還沒有錄音機，是用心眼錄下來的）。到了後來，我一跳出來反對他們那一位“老佛爺”，就成了打向我的一顆重型炮彈。

反正我此時還是一個自由人，可以到處逍遙。這時的燕園比起六月四日來，其熱鬧程度又大大地增加了。那時候，許多邊遠的省份，受到了千山萬水的阻隔，沒有能趕到北京來，朝拜北大這一塊“聖地”。現在都趕來了。燕園在平常日子看上去還是比較遼闊的。但是，在這“八方風雨會燕園”的日子裡，卻顯得極其窄狹，極其渺小。山邊樹叢，角角落落，到處都擠滿了人。我這渺小的人，更像是大海中一滴水，太倉中一粒米了。

據我的觀察，這一階段，鬥爭的矛頭是指向所謂“走資派”的。什麼叫“走資派”呢？上至中央人民政府，下至一個小小的科室，只要有一個頭頭，他必然就是“走資派”。於是走資派無所不在，滔滔者天下皆是矣。我政治覺悟奇低，我在當時一直到以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我總是虔心敬神，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但是，每一個單位必有一個走資派，我卻無論如何也不能理解。每一個大小頭頭都成了走資派，我們工作中的成績是怎樣來的呢？反正我這個道理沒有地方可講，沒有人可講。既然上頭認為是這樣，“革命小將”也認為是這樣，那就只有這樣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嘛，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可憐我們虔誠地學習了十幾年唯物論和辯證法，到頭來成了泡影。唯物主義者應該講實事求是。當前的所作所為，是哪一門的實事求是呢？我迷惑不解。

革命小將也決不可輕視。他們有用之不竭的創造力。北大的走資派在脖子上被掛上了大木牌，上面寫著這個走資派的名字。這個天才的發明就出自北大小將們之手。就像巴黎領導世界時裝的新潮流一樣，當時的北大確實是領導著全國“文化大革命”的新潮流。脖子上掛木牌這一個新生事物一經出現，立即傳遍了全國。而且在某一些地方還有了新的發展。掛木牌的鋼絲愈來愈細，木牌的面積則愈來愈大，分量愈來愈重。地心吸力把鋼絲吸入“犯人”的肉中，以致鮮血直流。在這方面北大落後了，流血的場面我還沒有看到過。但是“批鬥”的場面我卻看了不少。如果是在屋中，則走資派站在講臺上，低頭掛牌。“革命”群眾坐在椅子上。如果是在室外，則走資派站在椅子上，牆頭上，石頭上，反正是高一點的地方，以便示眾，當然是要低頭掛牌。我沒有見到過批鬥程式，但批鬥程式看來還是有的。首先總是先念語錄，然後大喊一聲：“把某某走資派押上來！”於是走資派就被兩個或多個戴紅袖章的青年學生把手臂扭到背後，按住腦袋，押上了審判臺。此時群眾口號震天，還連呼“什麼萬歲！”主要發言人走上前去發言進行批鬥。發言歷數被批鬥者的罪狀，幾乎是百分之百的造謠誣衊，最後一定要上綱上到驚人的高度：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偉大領袖。反正他說什麼都是真理，說什麼都是法律。革命群眾手中的帽子一大摞，願意給“犯人”戴什麼，就戴什麼，還要問“犯人”承認不承認，稍一遲疑，立即拳打腳踢，必至“犯人”鼻青臉腫而後已。這種批